农民股份制新型集体经济模式研究——基于乡村旅游典型案例的剖析

近年来,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经济体系中最活跃和最具创新力的新型经济成分,为探索农民股份制新型集体经济模式提供了可借鉴模式和经验。通过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涌现的全员股份制、“村集体+公司”合作股份制、“公司+村集体+贫困户”扶贫股份制、“公司+农户”分类股份制和“村集体+业户”多元股份制等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总结出农民股份制的两种组织形态——内生式组织和外源式组织,并对各自的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剖析,形成了对农民股份制新型集体经济模式本质特征的基本认识。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研究——基于陕西4个安置社区的调查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的特征和背景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城乡联系特征、搬迁特征、农地权属认知、承包地特征等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陕西渭南、安康两区(县)4个搬迁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高。若政府给予一定补偿,57.19%的搬迁农户选择退出承包地,说明建立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已具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搬迁农户在安置社区定居意愿较强,但身份认同不足。运用Probit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有城镇定居意愿、城市身份认同及离农程度较高的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强;(2)搬迁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对其农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搬迁后承包地权益不会受损、承包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搬迁农户,其退出承包地的意愿更强;(3)搬迁时间和耕作半径增加对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4)已经完成确权、户主年龄较大的搬迁农户退出承包地意愿更强。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重视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稳定搬迁农户预期等对策建议。

六盘水“三变”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三变"改革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简称。以贵州六盘水的改革试验为样本,从学理层面对"三变"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讨论,重点阐释三个问题:第一,"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是什么;第二,"三变"改革的着力点何在;第三,"三变"改革如何从机制上实现利益制衡。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要让农民脱贫致富,关键是要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要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关键在于推动农民的资产增值;要推动农民的资产增值,关键在于建立"公司+农户"的利益制衡机制。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中国农民可行能力贫困研究——以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为视角

中国农民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更表现为因收入的相对剥夺而导致的能力的绝对剥夺。为此以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为视角重点分析了中国农民的贫困原因和现状,由此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贫困的一些措施,以期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资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关于中国农民政治权利的理性思考

现阶段解决我国农民问题,关键是要维护农民的政治权利。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保障和维护农民的政治权利问题,给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和时代的要求。

西藏草场产权改革的意外后果:发展抑或停滞

西藏自治区拥有约12.3亿亩天然草场,但草场资源退化严重。在维护草场产权费用不经济的情况下,农牧区易陷入"互相侵犯的陷阱",农牧民往往采取某种传统和习俗来解决纠纷,造成国家法律与农牧区惯例的相互冲突,草场秩序出现混乱。同时,由于家庭人口增加与草场继承造成草场细碎化明显,降低了农牧民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而不健全的配套制度成为草场治理的最大难题,畜牧业大户对小户产权的侵占,加重了农牧区的贫困化。基于此,应积极探索草场使用制度改革,保护好草场生态,使草场作为生产资料能够保值增值;同时应引导牧民流出牧业,从事非牧业活动。只有解决了这些与草场相关的问题,才有可能在广大的牧区实现反贫困的目标。

简政放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村贫困治理创新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已成为政府体制改革和行政效能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所在。然而,在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职能缺位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当致使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转变在农村贫困治理中的职能和方式。明确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培育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新型合作治理机制,提高贫困农民的话语权。

论基层政府侵害农民宅基地行为的规制

基层政府侵害农民的宅基地现象的发生,除了现行法律制度对基层政府宅基地征收权的规制存在缺失的原因外,政府垄断宅基地发展权、基层民主运行不畅等也是重要因素。对基层政府侵害农民宅基地的行为应予以综合规制。应完善现行的规制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消解农民救济权的行使障碍。同时,在立法上赋予农民集体宅基地的发展权,充实基层民主。

浅析农民矿工的“权利贫困”

矿难频发夺去了一条条农民矿工鲜活的生命,但事故发生并不仅仅源于“穷人太穷”,而是农民矿工“权利贫困”的必然结果。要减少煤矿事故,只有归还并充分保障矿工的应得权利,这是政府、监管部门、矿长或矿主等责任者应该深思并尽快予以解决的问题。

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的收益保障制度研究

以贫困农民收益权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资产收益扶贫的核心思想与运作方式,利用扶贫对象所持有的扶贫产业的股权份额搭建起扶贫收益的产生方式与分配方式的联系。通过作为资产收益扶贫基本内容的利益联结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引出扶贫对象收益可能面临的扶贫产业的资产经营风险和经营主体的道德风险这两个问题,从而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完善扶贫对象收益保障与风险托底的相关措施,以更好地保障资产收益扶贫的可持续运行,实现扶贫目标区域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助力实现脱贫攻坚工作。

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能否有效防范返贫?--基于陕南地区的实地调研

数字经济背景下,探讨脱贫农户如何融入电商价值链并防止返贫对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论述了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防范返贫风险的作用机制,并以陕南地区458份脱贫农户实地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融入电商价值链对返贫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是否是电商示范县、能否从银行或信用社借到钱、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和耕地经营面积对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对健康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总风险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各维度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0070、-0.0127、-0.0292和-0.0512。3)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降低返贫风险过程中生计抗逆力和交换权力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了助推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防范返贫风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