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维度,考察在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和农地租赁市场缺乏有效性的情境中,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比较静态方法,在界定农地产权风险和社会信任等关键概念的基础上,理论分析社会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与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及流转规模的作用机理,并对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制度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提高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对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社会信任中,制度信任所表征的农地产权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主体参与,人际信任所表征的市场交易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租金、规模等具体契约的确定。培育农地租赁市场的制度需求在于深化产权改革,提高农地租赁市场效率重在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人际信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机理、改善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影响

研究目的:检验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影响及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和非农就业市场间的联立性。研究方法: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租入土地决策与参与非农就业市场间存在联立性,提高土地产权的安全性能够显著激励农户租入土地的积极性;(2)农户租出土地决策与参与非农就业市场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立性,提高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对土地租出决策具有微弱的激励作用。研究结论: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不安全性成为制约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重要产权因素,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放大了农地产权不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制度、农地供求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以江西省为例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我国农村现存的农地制度没有阻碍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延长农地承包期并不必然创造有效的农地市场和提高农地利用效率。现行农地市场发育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农地供给不足。建立有效的农地市场不仅取决于农地制度创新和切实保护农地产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的农村金融和保险市场等制度环境。

确权如何影响农地出租价格——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出租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从整体来看,确权可以提高农地的出租价格,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主要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来提高出租价格;(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发生过农地调整、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农地确权提升出租价格的作用更明显,但对未调整过的村庄,确权反而降低了出租价格。因此,确权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仅仅希冀通过确权政策实施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可能会遇到现实的阻碍,有必要制定各种配套措施,真正发挥确权的政策效应。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效应

鲜有研究系统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从耕地质量提高、农业生产节本增收、农地交易价值提升的传导途径,构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10省份50个县(市、区)304个村4264个地块的混合截面数据,定量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揭示出不同现实情境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减少了熟人间非市场交易,而且促进了地块租赁约定期限,增加了农地有偿流转的可能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通过提升耕地质量水平、节省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和提高农地交易价值的方式,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对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村庄、自利偏好型的农户,高标准农田建设更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地权不稳定和外出务工经历弱化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影响。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低 ,其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 ,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小。土地调整虽然降低了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但是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 ,增加了农地使用权市场中的供给。在人地矛盾紧张的地区 ,农地供给量的缺乏是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 ,土地调整促进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本文利用 2 0 0 0年苏浙鲁 1 0 8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以上假说进行了验证。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市场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基于江苏省四个县的调研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市场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衡量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本文将政府农地流转市场干预政策划分为政府农地流转中介组织、行政命令、补贴三种类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江苏省四县的村级和农户调研为例,实证考察了政府不同干预政策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不同市场干预政策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农地流转组织服务降低了农民收入差距,而与农地流转规模直接挂钩的补贴和以强制为特征的行政命令会加剧农民收入差距;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民要素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不同,政府干预增加了来自土地要素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降低了农民来自非农劳动力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总体而言,政府干预农地市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从优化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本文建议政府农地市场干预政策应当以组织服务为主,并清理不合理的行政干预政策。同时,将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直接补贴转变为对农地和农民生产技能和非农就业技能培训补贴。

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与行政性调整: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农户层面和江西省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农地市场流转率偏低的原因,以及农地行政性调整是否阻碍了市场流转尚未达成一致观点。本文提出假说认为,农地供求状况主要取决于农户对非农收益期望值的预期;市场发育、交易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农户之间非农收益期望值的预期差异;在开放与二元经济条件下,市场流转对行政性调整具有某种替代性。并通过构建农地供求理论决策模型,运用统计和经验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了验证。

山区土地流转对缓解耕地撂荒的作用

耕地撂荒是目前山区发展较快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耕地流转能否缓解这一过程,促进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以避免耕地资源浪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借助前期研究成果,使用多视角两因素散点分析和单因素相关分析方法,旨在查明山区耕地流转对缓解耕地撂荒的作用,结果表明:1在村级尺度上,样区耕地流转与耕地撂荒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流转率高的村庄,撂荒率低,尤其在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中表现更为突出,说明耕地流转可以减少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2在地块尺度上,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率显著低于劣等耕作条件,样区耕地的撂荒主要由Ⅳ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所贡献;3在村级尺度上,样区耕作条件对耕地撂荒率的作用较弱,村样本间耕作条件对撂荒率差异的解释能力不强,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仍然存在,说明以耕地流转率代表的土地租赁市场尚不发育;4但是,样区耕地流转率高的村庄,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率低,说明耕地撂荒仍然受到土地租赁市场的完善程度所左右,且土地租赁市场在优化耕地资源利用方面的作用已有一定程度的显现;5进一步完善土地租赁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减少或降低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可以避免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浪费。

中国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上能否如愿以偿?——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考察

农地流转是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尽管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但农户在流转市场上能否转入自己想要转入数量的土地尚无人关注。本文利用全国6省1200户2000年和2008年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的流转意愿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流转市场上得以实现,进而考察流转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性、对称性和动态性。研究表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交易成本,因此流转市场是不完善的。具体结论:第一,流转市场存在明显进入门槛,进入市场后农户也无法实现完全调整,转入户2000年和2008年分别能实现调整意愿的24%和37%,高于转出户的19%和18%;第二,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存在非对称性,转入户比转出户面临的交易门槛高,但进入市场后转入户调整意愿实现程度高于转出户;第三,从2000年到2008年,流转市场的交易门槛显著降低了,但进入市场后调整意愿实现程度并没有显著提高;第四,农资设备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善程度更严重,因此农地流转市场发挥了将土地这种"不能移动"的要素移动起来以迎合那些"本该移动"的要素功能,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降低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加快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业发展,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

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基于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视角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息息相关,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是否会形成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替代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使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的农户面板数据,运用世代交叠的农户效用最大化模型和农户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农户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青年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提高总体上并不会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但在面临较小规模的农地流转时会起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老年农户来说,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升确实能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认为相应的政策应更加关注高水平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同时重视城乡区域的平衡发展以及相关社保与土地政策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