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体干预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影响

农村非正式农地流转合约流行,导致农地流转市场价格机制失灵。本文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村集体干预与农户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关系,然后基于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实证检验了村集体干预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村集体干预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对书面合约的选择,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村集体干预主要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和缓解农地流转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了农户对书面合约的选择。

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基于皖东S村的案例研究

在租赁型和经营型集体经济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新的发展路径。皖东S村的典型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发展政策的推动下,为了回应农村待就业群体的社会需求和企事业单位用工的市场需求,有些村民委员会出资注册了各类村级劳务服务组织,通过组织低龄老年人开展在地化劳务服务的方式获取集体收入。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过程之所以有效,得益于组织引领与村庄动员机制、规范用工与技术推广机制、灵活管理与熟人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在社会效应方面,发展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闲置农业劳动力再就业创造了新途径,在低龄老年群体劳动价值再生产、家庭养老负担减轻和村庄再组织化方面产生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之际,个案村庄的经验给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一些实践启示。

区域间农地流转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基于江苏省农户调研的实证

研究目的：通过区域间农地流转的农户行为和特征差异对比分析，寻求影响农地流转的内在社会经济根源，为促进土地有序流转提供实践经验。研究方法：对比分析法、计量模型法和逻辑推理法。研究结果：样本回归表明村集体的作用、非农收入比重、人均土地面积、家庭抚养指数等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促进农户将土地流转出去；对溧水、常熟、盐都三地的模型检验发现，村集体作用在三个地区都显著，而非农收入比重和人均土地面积仅溧水和常熟显著，说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较高时，市场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才能发挥。研究结论：推进农地流转离不开村集体作用，但要防止村集体的强行干预；农地流转内在动力来自农户的非农就业发展，农地流转必须建立在非农就业达到就业稳定和收入较高的基础上。

不同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四县为例

采用两阶段估计策略和江苏省四县的农户调研数据,本文考察了村集体组织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的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村集体组织下的土地转入户农地经营权更稳定,农地规模经营水平更高,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的概率和水平均显著高于自发流转型农户;村集体中介组织作用可以降低转入户土地流转交易费用,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政策启示是,积极发挥村集体在农地流转中的组织服务作用,通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签订、降低流转交易费用等提高转入户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和农地规模经营水平,促进转入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同时,也要加强农民自发型土地流转的合同管理和规范,提高农地流转合同的稳定性,为转入户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长期投资条件。

村庄组织化程度与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CLDS2017村庄以及家庭层面的问卷调查数据揭示村庄组织化程度如何影响农地流转率,从而为地方政府从村庄层面有针对性地推动农地流转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村庄的组织化程度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具体而言,组织化程度每提升1%,农地流转率增加2.53%,家庭层面的微观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在异质性影响上,组织化程度对山区农地流转的作用高于丘陵地带,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高于东部地区。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更为关键,农业专业合作社是村庄组织化程度作用于农地流转的重要渠道。研究启示:针对性地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尤其是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以此建构起村委与村民以及村民之间良性的信任合作机制,因村制宜地落实农地流转的政策意图;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社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扩大合作社的覆盖面。

农地流转资产化的特征与演进博弈模型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政府和集体等异质性流转主体的非对称博弈模型,揭示了农地流转的演化机理和基本格局。研究表明:流转主体的地权关系表现为农民集体主要通过农地资产化获利,政府借助流转设计把其他流转主体纳入到农地资产化流转分利体系,流转分利失衡从而导致其他流转模式的兴起。流转资产分利状态取决于政府与集体的关系,其中政府行为起主导性作用。在既定假设下,当集体不能用流转权影响政府的流转创新时,农地流转经营模式将面临不确定性;当集体通过流转创新影响政府的流转创新时,不同流转模式可以实现稳态演进。对流转农地资产化博弈产生三层影响:一是流转资产化存在"财富效应"时,任何主体经营农业都存在"脱农向共""、脱实向虚"的演进趋势;二是政府从事流转创新、集体专注生产经营时,两种模式在流转上存在依附关系;三是若国家没有对集体专注流转生产进行补贴,则耕地撂荒为常态。因此,全面认识农地资产化、金融化流转的实质及其影响对农业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

大理模式: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法理探索

云南大理市是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本文基于其宅基地集中规划、批新让旧和有偿使用等经验的法理分析,解释了宅基地使用权取得、交易以及宅基地管制的基本规则。为保障农民集体的主体地位,应赋予农民集体组织在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有偿使用和退出中的决策权和收益权,赋予农民集体组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规划自主权。为适应村庄人口和功能已经发生的变化,在保障农民居住权的前提下,更新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实现方式和途径。

集体经济组织在农地流转中的作用探讨

农地流转中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扮演着委托者和代理者的双重角色,承担着委托者和代理者的双重职责。农地流转中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违背农户意愿的强制流转、土地流转收益分配不均、对土地承租方经营管理监督缺失、同土地承租方勾结侵害农户利益等背离自身定位的行为,原因主要在于农户个体的信息弱势地位、专业中介市场的不成熟、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利益驱动、政府不合理的干预和控制、法律环境不完善。要想引导与规范农地流转中集体经济组织行为,应当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培育专业中介市场,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定位政府职能,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赔偿责任机制研究

政府和集体组织经常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作出具有一定事实上强制性的引导,在农地流转领域,类似的违法性引导时有发生,但目前的民事和行政诉讼难以将政府和集体组织纳入到被引导方发起的索赔诉讼中,本文建议立法通过建立经济法责任的方式,在一次诉讼中集中化解各方主体的利益纠纷,不仅保护农民等市场主体的利益,强化了政府等单位的市场引导行为的合法性意识,而且也降低诉讼成本,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村庄自发组织土地流转的条件及其启示——基于粤省两个自然村的调查与对比

村庄自发组织土地流转要获得成功有其内在条件。就粤省两个自然村的调查而言,Y村是由村民自发组织有效整合细碎土地资源的典型,而Z村则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例证。通过对Y村和Z村的调研分析表明,要有效地解决因土地细碎化导致的土地"偷懒"问题,必须在村庄内部形成一个村内利益协调机制。这个由村内精英启动的、内嵌于熟人社会的村内利益协调机制乃是村庄自组织力量的核心,政府的积极介入需要依靠和引导村内自组织力量。

村集体角色与土地流转秩序——两种组织化流转模式的比较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不断凸显。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以村集体为载体的组织化流转成为推动农业转型的重要途径。皖南F县的两种组织化流转事实表明:流转方式不同,村集体的角色不同,形成的土地流转秩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行政主导的组织化流转中,村集体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村集体介入下流转关系发生了异化,从而造成了大户霸租、农户霸地的治理困境;而当组织化流转以村民自治的形式进行时,作为农民的联合体,村集体获得了农户的充分授权,交易双方的市场关系也得以保留,土地秩序实现了良性运转。因此,要充分认识制度安排对流转秩序的影响,防范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土地流转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保持村民自治活力和规范性的制度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做好农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不同农地流转模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以江苏省四县为例

农地流转按照组织主体的差异可以划分为村集体组织和农户自发流转两种模式,比较分析两种流转模式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对于指导中国农地流转模式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省四个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实证考察了村集体组织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相对于自发流转的农户和未流转农户,村集体组织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劳动力、全要素等农业生产效率;村集体组织农地流转在农地经营规模、合约稳定性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更有利于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率。计量研究发现,村集体组织下农户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和农业生产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明显较高,成为提高转入户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作用机制。然而,本文并未证实农地自发流转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自发流转的小规模和较短的流转期限不利于农户规模经营和长期生产投资,因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绩效。政策启示是,要有效地发挥村集体对农户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引导作用,通过优化转入户土地流转规模、农业生产投资和种植业结构以最大化农户农业生产效率。

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演变、存在问题与改革的新思路

农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经过了两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为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从不准许流转到准许流转,从无偿流转到有偿流转,从单一形式流转到多种形式流转;90年代至今为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从准许流转到鼓励流转,从私下流转到市场流转。我国农地流转主要是指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承包权转让则受到严格限制。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到来,农地承包权转让已经箭在弦上。本文提出集体成员动态化的思路,该思路应称为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破解承包权转让难题的有效途径。

村集体组织介入下农地征收补偿冲突的演化博弈:互动公平偏好视角

农地征收补偿冲突是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治理的重要问题,村集体组织在整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介入方式的不同会导致征收补偿进程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考虑村集体组织介入农地征收补偿的情形,构建互动公平偏好视角下的农地征收补偿冲突演化博弈模型,通过策略分析和数值分析研究关联主体在偏好影响下的策略选择,并且将不同的博弈均衡结果对应村集体组织的有效介入(正面介入或负面介入)和无效介入.研究发现,村集体组织在农地征收补偿中有其局限性.缺乏互动公平偏好的村集体组织甚至负面介入征收补偿,从而加剧征收主体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