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目标下的陕西省稻农农地转入最优价格探讨——基于农地产出和生产利润最大化的视角

基于陕西省汉中、安康两地转入农地的稻农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构建了投入产出模型和生产利润模型,从产出和利润两个维度对稻农转入农地的价格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农地转入价格对稻农的产出水平和生产利润的影响,确定了农地产出最大化与生产利润最大化双重目标下的稻农农地转入最优价格。结果表明:(1)以农地转入价格0~1500元/hm^(2)为参照,稻农农地转入价格在7500~10500元/hm^(2)时,其产出水平显著上升。(2)稻农农地转入价格在7500~10500元/hm^(2)时,其利润水平显著上升;稻农农地转入价格在10500~13500元/hm^(2)时,其利润水平显著下降。(3)综合权衡产出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双重目标,稻农转入农地的最优价格介于7500~10500元/hm^(2)之间。综上,在推进中国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应从农民经济效益、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社会稳定和农地流转市场化等多方面考量,把握好农地流转价格的选择标准,以期提高农地流转效率、维护农民权益以及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以山西省武乡县3个村庄为例

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山西省武乡县西城村、坡底村、邵渠村的调研,从出租合约建立、合约履行、合约结束三个阶段对农村土地出租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土地定价标准不统一导致土地出租市场混乱,引发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合约订立不规范,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违约风险较大,违约成本过低,违约现象普遍;土地出租权责划分不清导致后续问题的责任无法追究。进而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

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影响农地流转价格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构建农户资产配置模型和结合实地调研经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提高流转收益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土地经营内容、流转约定年限以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价格有显著影响;此外,经验证据进一步表明,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助于降低流转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

关系网络能促进土地流转吗?——以1050户苹果种植户为例

研究目的:信息不对称严重阻碍农地租赁市场发育,因此研究关系网络能否助力土地流转,有利于理解土地租赁市场运行机制,并为完善制度安排提出建议。研究方法:采用logit模型和半对数模型及1050苹果种植户调研数据,研究结果:(1)与苹果经纪人经常联系有利于规避市场风险,从而助力土地流转;(2)容易获取新知识、新技术的农户倾向于流转土地;(3)维持关系网络的付出能够产生显著收益,人情支出比每增加10%,农地流转租金下降9.84%;(4)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关系网络助力土地流转的作用逐渐减弱;(5)关系网络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助力土地流转。研究结论:(1)拓展农产品营销渠道,鼓励多种交易方式;(2)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公共服务;(3)培育流转中介组织,因地制宜助力土地流转。

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维度,考察在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和农地租赁市场缺乏有效性的情境中,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比较静态方法,在界定农地产权风险和社会信任等关键概念的基础上,理论分析社会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与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及流转规模的作用机理,并对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制度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提高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对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社会信任中,制度信任所表征的农地产权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主体参与,人际信任所表征的市场交易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租金、规模等具体契约的确定。培育农地租赁市场的制度需求在于深化产权改革,提高农地租赁市场效率重在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人际信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机理、改善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租约中的价格决定——基于经典地租理论的拓展分析

对经典地租理论的分析范式进行拓展,揭示我国农地租约中价格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1)经典地租理论忽视了中国特殊农情下"人—地"、"人—人"关系特征的影响;(2)从"人—地"关系角度看,我国农户对农地存在"客观生存依赖"与"主观情感依赖"的双重依赖关系,会引发交易中的禀赋效应,从而影响农地租金价格;(3)从中国乡土社会"人—人"差序化关系格局看,不同的关系强度暗含着不同的农地流转的事后监督成本,从而影响农地租金价格。可见,我国农地租约中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地"本身,且取决于"人—地"以及"人—人"的关系特征。

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租金效应

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租金有着重要影响。结合安徽四县区1 010位农民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稳健回归方法和农地流转租金模型,考察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结果表明:准强关系对农地流转租金有着正向显著影响,而强关系、准弱关系和弱关系均对农地流转租金有着负向影响。社会网络对于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间接影响而非直接影响,其中准强关系对于农地流转租金有着间接正向影响,而准弱关系和弱关系对农地流转租金有着间接负向影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重点指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方面问题,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面临过度规模化的问题,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和收益分配的问题,农业企业存在离农化和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总结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困境,如高昂的粮食生产成本、超额的农地流转租金、“非粮化”诱惑、金融支持困境和政策困境。针对这些现状和困境,给出4点对策,严控过度规模经营,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二次补贴,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推行贴保贴息政策。

农地流转的利益分配机制及其内在矛盾

在农地流转中,产生了政府、承包户和农地经营者等三个利益主体,同时产生了粮食产量、农业补贴、农地流转租金和农业利润等四大利益。三大利益主体参与分配农地流转中的四大利益,政府以农业补贴和农业政策分配到粮食产量的利益,承包户以农地承包权分配到农业补贴和农地流转租金的利益,农地经营者以经营权分配到农业利润和农业补贴的利益。在分配过程中,政府、承包户和农地经营者形成了三对基本矛盾,农地流转租金和农业补贴是解决农地流转三对矛盾的关键,应明确农业补贴的归属,并将农地流转租金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对“非粮化”的影响

土地流转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和帮助农民增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了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紧接着指出农地流转价格发生偏离对“非粮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价格过高在增加种粮成本的同时,也会倒逼生产条件的改进。而价格偏低对“中坚农民”有利的同时,也弱化了经营主体优化生产要素的意愿以及造成一定程度的抛荒撂荒。最后,从不同主体的视角,提出了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加大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等政策建议。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价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今后谁来种粮、发展现代农业所衍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现象,有其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并能在短期内带来农地规模经营的正向预期。但现实中,很多时候政府行为很难"合意"其政策目标,这使得探究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具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依据全国1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数据和资料,对政府主导行为对流转市场的分割、价格机制的作用,承包户询价逻辑的激励及短期平均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构建Translog形式成本函数,对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下的农地经营"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和估计。结果显示:1政府行为放大需求弹性诱致"地租乘数"促使流转价格溢价;2政府介入流转扭曲了流转市场供求关系,将原本市场配置下的供需均衡变为有利于"卖方垄断"的供需失衡;3承包户议价地位提升后基于"劳动力双重成本负担"的询价逻辑又助推了流转溢价的"棘轮效应";4依靠政府主导流转而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规模农地经营,其成本弹性未显现可预期的小于1,即未出现规模效益与成本随规模扩张递减。政府行为与政策效应背离,有其深层次的认识误区及其行为逻辑谬误。表现在:一是错误认为推动农地规模流转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直接原因;二是执拗相信只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其主因;三是渴望借助农机替代劳动力进而实现规模效应和收益最大化,试图套用所谓的"工业化大生产理念"谋划农地经营是其动因所在;四是政府行为扰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造成政策效应失灵。

重庆典型山区耕地资产贬值特征及其发生机理

耕地边际化是山区一种典型的土地利用现象,厘清其表现特征及机理对实现土地资本增值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基于2012和2018年重庆典型山区901份农户问卷及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该文揭示了耕地资产价值的演变特征,并构建Probit模型识别其驱动因素与发生机理。结果表明:1)近年来,案例区耕地资产价值不断下降,单位面积玉米收益由正转为亏本,主要农作物加权净收益从2012年的1384.50元/hm^2降至2018年的252.30元/hm^2;耕地租金从1577.45降至361.65元/hm^2,同时零租金流转比例从71.09%升至82.21%,说明研究区耕地资产价值正处于下滑阶段。2)地块面积、与家庭距离、地块质量和土地细碎化是耕地零租金流转的关键因素,而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是根源。耕地资产贬值的机理是,城镇化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农业利润不断下降直至亏本,耕地资产出现贬值。期间,山区闲置或抛荒的土地资源变得愈发丰富,政府应合理引入资本,充分挖掘相对富裕的土地资源,以实现土地资本增值和发展当地经济。此外,政府应停止在山区大规模的开垦耕地,但可通过土地整治适当补充耕地,避免公共财政资金浪费和破坏生态环境。

有偿抑或无偿:政府补贴、农户分化与农地流转租金

政府补贴被认为是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途径,但其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1781户农地转出户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农地有偿流转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农户分化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随着农户人情交往和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选择在城市生活,农户倾向选择无偿流转,这主要归咎于土地产权安全的考虑。据此提出:侧重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农业保险和担保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培育农地流转中介市场,构建农地流转定价机制;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偿退出和农业生产托管。研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关系治理、第三方介入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基于CLES的经验证据

流转租金的市场化是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农地市场中租金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善。以转出方面临的流转事后交易费用为理论分析起点,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收集的1648个农地流转样本,采用OLS、2SLS和CMP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关系治理对流转租金的影响以及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对关系治理格局的改变和租金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流转双方的关系越紧密,信任和声誉机制约束发挥作用的强关系治理能够减少事后交易费用,双方就这部分交易费用进行博弈使得流转租金低于市场价格;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流转,替代了关系治理在减少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关系治理格局,流转租金接近于市场价格。

土地零租金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损失

土地零租金流转在"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特征明显的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了土地流转中的零租金现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零租金流转显著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土地效率和劳动效率并扩大了农业生产中的技术无效率部分,尤其是对转入方向为普通农户和种植类型为经济作物以及土地租约期限过短或者过长的转入户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损失更加明显。具体的作用路径有两条:一是"零租金—农业生产投资不足—农业生产效率损失",其中零租金对长期农业生产投资的挤出效应显著大于短期农业生产投资;二是"零租金—土地保护意愿下降—农业生产效率损失"。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技术指导对零租金引致的农业生产效率损失具有缓解作用;农地确权并不能抑制土地流转中的零租金现象,但土地流转中介服务能够有效减少农户的土地零租金流转行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提高农业投资补贴,加快推进农业技术指导服务,积极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双向开放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以减少土地零租金流转引致的农业生产效率损失。

人际关系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

农地的非正式流转被视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产物,这种非正式流转与我国农村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农村社会中流转对象之间租金差别化选择的内在机理,并基于辽宁省东港市和苏家屯区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际关系会显著影响农地流转租金的形成.同时,农地流转市场中相关配套服务体系缺失或低效以及农户认知不足是造成我国现有农地流转租金差异化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完善我国现有农地流转交易所需要的相关公共服务和配套制度、提高农户农地流转认知水平是改善我国农地非正式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为什么农地流转市场会出现“零租金”——基于南方五省的调研数据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加之我国农业发展进入高质量现代化发展阶段,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必然的发展历程。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很多地区出现“非正式”“零租金”的土地流转现状,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农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需求。基于此,以南方5个水稻生产大省的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对农地流转市场“零租金”的现状特点进行归纳与总结,探究其根源,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中国山区耕地零租金流转现象及其解释

耕地零租金流转已经成为山区普遍存在的现象。零租金流转制约了耕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造成了耕地资源错配,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本文在阐释耕地零租金流转的概念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20—2021年实地调查的572个山区村庄样本推算村庄层面耕地零租金流转规模,并采用Heckman模型剖析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全国整体上,有79.55%的山区村庄发生耕地流转,平均耕地流转率为15.14%;发生耕地流转的村庄中58.68%的村庄存在零租金流转现象,零租金流转面积比例为22.21%。②区域分布上,中国山区耕地零租金流转现象区域差异明显,西北黄土高原区最为普遍,尤其是甘肃和山西。③耕地资源禀赋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在东南山地丘陵区和近郊村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力因素整体上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影响不明显,但农业劳动力在西部地区和坡地相对少的村庄影响显著;耕地流转市场特征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对东南山地丘陵区和极多坡村以及近远郊村有显著影响。为提升地租水平,充分利用山区耕地资源,中国未来应加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及整合新生产要素来提升耕地产出能力;构建统一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有效发挥基层村集体中介服务等作用,提升土地流转市场效率。

集中连片特困区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六盘山的微观实证分析

探讨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水平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428份农地转出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对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测算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区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大部分农地转出户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小;(2)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分为"农业主导型"、"兼业型"和"务工主导型"三种类型;(3)劳动力数量、非正规渠道贷款金额是影响农地转出户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占比和能否获得无偿援助对农地转出户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健康状况、家庭结构是农地转出户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