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强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影响的研究——来自贵州省4县(市)1108户农户的经验证据

基于贵州省4县(市)1108户农户的一手调研数据,利用Probit模型考察关系强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同时使用改进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关系强度越弱,农户在农地流转时越倾向于采用书面式契约;自然空间距离以及信任在关系强度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契约选择实质上尚未摆脱社会关系的影响,农地流转双方仍旧会基于关系强度来配置农地资源。因此,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农地流转契约正规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差序格局、信任机制以及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供给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维度,考察在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和农地租赁市场缺乏有效性的情境中,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比较静态方法,在界定农地产权风险和社会信任等关键概念的基础上,理论分析社会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与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及流转规模的作用机理,并对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制度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提高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对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社会信任中,制度信任所表征的农地产权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主体参与,人际信任所表征的市场交易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租金、规模等具体契约的确定。培育农地租赁市场的制度需求在于深化产权改革,提高农地租赁市场效率重在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人际信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机理、改善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农地信托的演变。目前的农地集合信托计划与此之前的农地信托流转模式相比,采取金融化与商业化方式改造农地信托,引入信托公司对农地进行信托管理,既强化了农地信托流转的市场化运作,改变了一直以来被诟病的政府主导型农地信托流转的弊端,有利于发挥信托公司强大的信托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又能更迅速地集合更多土地,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未来农地信托流转将遵循市场为主导的农地集合信托方向;以农地事务管理型信托为主,农地资金信托为辅的信托方向以及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地权认知、资源禀赋、信任与农地流转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2009—2011年,利用实地调查和计量研究方法,对3次在贵州5个县调查取得的404户农户的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至少可以从3个维度进行探讨,即一是农户对地权的认知,二是资源禀赋,三是信任。农户对地权的认知和农户的资源禀赋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信任不仅影响农户流转农地时对契约的选择,而且影响农地能否顺利流转。

农地信托流转模式法律制度的建构

信托型农地流转可以设计不涉及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仅仅移转农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信托模式,不存在农民失地的风险而有着制度上的优势,但有限制农地交换价值功能的缺陷,不利信托经营者利用农地融资。我国农地信托流转主要有土地信托机构模式与土地经营者受托二种模式。农地信托的核心法律制度有:信托合同法律制度、信托经营者资质管理制度、农地信托程序制度、农民信托权益保护制度与信托当事人法律责任制度。

农地集合信托与农户利益的法律保障

农户在农地集合信托关系中相较于农地信托公司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保障农户利益是农地集合信托制度的核心。信托法为农户利益的保障提供了两种机制:受托人义务约束机制与受益人监督机制。农地信托公司需要负担信托法规定的以注意义务为核心的八项法定义务,以及公平对待农户与保护农地义务两项特殊义务。农户享有信托法规定的以知情权为核心的五项基本监督权利,建立受益人合议制和完善信息获取规则是农户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内容。

论我国农地信托的法律构造及动力机制

在农地信托流转过程中,主流的观点一致认为:通过进一步切割农民土地产权构造出他们认为适合的信托标的或限缩委托人处分信托财产的权限等方式促进农地信托流转。这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构造出形式意义上的农地信托,却是以农民土地产权的碎片化及信托制度的异化为代价的。地方政府主导的农地信托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行为,而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代理”。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地方政府应尽快从农地信托流转中退出,只有这样农地信托才能符合农民自愿原则并按照市场化的方向持续发展。

政府信任对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流转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通过分析4省10县36村的调查问卷发现,在农户做出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中,乡镇基层政府的引导成为重要变量之一,且政府信任越高,农户流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大。其影响机制主要来自于三大矛盾,即政府土地流转动力高与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弱之间的矛盾;流转后征地赔偿争议中因经营者获得赔偿造成农户的心理落差与其渴望无争议获得全部土地赔偿的矛盾;政府基础设施投入等服务不足造成流入方与流出方目标农地差异的矛盾。

差序政策信任:农地金融扶贫贷款“冷遇”经验解释

加快农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4 025户农户调查分析,发现当前推广试点的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业务受到"冷遇",通过政策效果全面综合评估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出: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效果综合有效,南北存在比较性的区域差异,江西等中南部地区规模有效,宁夏等西北地区技术有效;江西明显存在经济有效显著、社会效果不够和生态效果存疑的问题,政策改进空间明显存在;农户、金融机构和基层政府对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信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基层政府盲目信任,且对该政策普惠金融的扶贫功能理解不够,贷款机构对该政策明显信任不够,呈现普遍的惜贷心理,农户遭遇"贷款尴尬",信任彷徨,多贷困难,微贷不屑。为此,应加快农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度,优化政策执行效果;制订切合各地农村实际环境差异化的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以增强农地金融普惠扶贫决策的整合效果。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权能分离”语境下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实践的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作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制度创新,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如产权主体模糊、信托财产界定不清、多重委托人主体结构和监管缺失等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信用的介入,行政干预的加强,不仅阻碍了原生性的农地经营主体的发展,而且存在涉嫌挤压农民利益的问题,带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应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相关立法,为构建产权清晰、流转有序、监管适度的农地集合信托流转制度提供法律保障,这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可行性分析

"三权分置"政策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农地实践背景下,为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而提出的,其赋予分离后的农地经营权更大范围上的流转可能性。农地经营权符合信托制度中对客体独立性的要求,二者相结合是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对策,农地经营权信托有其独特的属性,大力发展该制度对小农经营模式下的农地利用碎片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物联网农田环境数据的安全访问控制

随着当前物联网边缘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得物联网数据安全访问的问题日益严峻,传统的基于用户权限的数据访问控制策略不能很好解决相关数据安全访问控制问题。为此,从用户身份认证和数据访问控制等方面研究物联网数据安全共享问题的解决方案。以物联网农田环境数据安全共享系统为应用背景,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属性和用户行为的数据安全访问控制模型,该模型以用户行为构建信任机制,并结合用户属性的设置与判定共同实现系统的数据安全访问控制。给出了模型的规则定义与构建、具体结构设计、数据处理控制流程以及用户信任度评价体系设计的详细过程及实例分析。通过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设计具有较好的动态性和扩展性,能够实现物联网中用户对农田环境数据的安全访问,从而解决物联网数据安全共享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破除——基于交易“差序格局”和第三方实施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民法典》背景下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法律构造中的主体疑难问题

信托流转作为农地流转的创新手段,能解决农地的闲置问题和细碎化问题,最大程度提高农地使用效益,实现农民收益的最大化。《民法典》实施后,农地信托的信托财产应为农地经营权。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委托人只能是农户,但为实现农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应间接委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代为行使委托人的权利;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受托人应限于商业性信托公司,以为农地信托提供金融支持,解决农业经营资金不足问题,并由政府采取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对农户予以激励;农户应为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唯一受益人,应建立受益人大会制度和农地信托监察人制度,以有效保护其利益。

农村土地信托主体的动态博弈

我国在农村土地信托主体间利益一致性和对立性方面研究较少,理性经济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在博弈。通过对农村土地信托主体的有限动态博弈模型、扩展动态博弈模型的建立与分析,提出不同农村土地信托财产标的质量委托人应采取不同的决策行为,以达到农村土地进行正确、合理、有序流转。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双重动力机制探析——以陕西三原县为例

保护性耕作是对传统耕作理念与方法的一次革新。保护性耕作技术有利于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对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低碳农业理念的诱导下保护性耕作技术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成为增强土壤固碳减排的重要举措。通过对三原县推广保护性耕作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推动土地信托流转驱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为低碳农业发展所借鉴。

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理论框架及基于赣、辽两省调研数据的实证检验

我国乡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呈现出差序格局,进而形成差序治理机制。在农地流转实践中,流转合约存在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多种方式,农户对合约方式的选择受其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关联程度的影响,是差序治理的结果。采用对江西和辽宁两省1 628户农户实地调研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多地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多地采用市场治理范式而签订书面正式合约。政府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应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流转信托模式研究

农地经营权流转信托模式在规范农地流转过程、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监督农地用途和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流转信托模式具有资金来源渠道可靠、利益分配机制合理、风险保障机制有力和政府监管严格等特点。应当从加强农地信托的理论研究及立法工作、建立科学合理的农地经营权流转价值评估机制、发挥政府在农地信托流转中的扶持作用、建立信托监察人制度、加强对经营者的资格审查,以及完善农户退出机制等方面完善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流转信托模式。

“三权分置”视角下土地托管探索历程及问题研究

近年来,土地托管这一新型的生产经营方式备受关注,对于推动"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土地托管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运用案例分析法总结出我国当前典型的土地托管经营方式,并分别从农民、服务主体、政府三方面剖析土地托管现存的问题,点明土地托管的未来发展方向。最后提出土地托管服务主体应加强土地托管的宣传力度、制定严格的服务标准及规范,各地应确定重点推广的土地托管方式、加强各级政府扶持力度等建议,以期为土地托管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