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在21世纪引起极大理论反响和持续理论兴趣的"福利制度新政治学",其理论起源主要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该理论早期的主要观点包括:在持续性经济紧缩背景下,福利制度变革受到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和制约;制度否决点与路径依赖是福利制度变革过程中的重要阻碍因素;福利制度变革的动力主要有政党竞争、选民政策反馈;福利制度变革的三项策略是再商品化、成本控制和重新校准。该理论的最新发展主要包括理论框架日趋完善,实证研究日益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中国台湾国民年金为何走向小整合体系？--一个历史制度论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政治体制的转型以及民主化的开展,台湾地区社会政策迅速地扩张。其中,两个重要的社会立法即是1995年实施的《全民健康保险》和2008年实施的《国民年金保险》。前者建立了普及式健康保险制度;后者建立了分立式的年金保险体系。为何在民主化之后,台湾地区的国民年金体系并没有朝向普及式的年金体系整合,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小整合模式?研究利用历史制度主义概念,指出由于受到制度的历史遗绪以及选举制度的影响,原本依照职业类别分立的年金体系,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国民年金保险体系的分立结构。20世纪90年代之后,民进党在特定的选举制度下,能够有效地利用年金议题在选举中争取台湾农民的政治支持;但是此政治策略却使得既有的年金体系更加分化,并且制造了新的政策既得利益者,限制了政策决策者在国民年金体系中的制度选择,因而使得国民年金体系逐渐地走向小整合模式。

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度选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作为新兴经济体倡议筹建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承载着推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变革运营制度的使命,但金砖银行采用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不同的借款国导向运营模式,而亚投行采用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类似的股东国导向运营模式。为解释这一差异,作者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出发,借鉴关键节点的概念构建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反馈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中,本文在探讨促使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成立的关键节点和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利用银行筹建谈判中各种制度方案相互竞争的反馈效应因素,来解释两者在运营制度上的差异。在金砖银行的筹建谈判中,中国对印度倡议的反馈效应使得平分股权成为金砖银行制度运营的基础,并在环境与社会等保障政策上充分尊重借款国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借款国导向模式。而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针对中国提出的制度倡议,发达国家做出了亚投行缺乏多边性和不符合国际最佳标准的负面反馈效应,这使得中国高度关注亚投行的国际合法性,从而形成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类似的股东国导向运营模式。

政策如何塑造政治?——政策反馈理论述评

传统的政策过程理论将政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输出结果,探究制度结构与行动者影响政策制定或变迁的机制,却忽视了政策的反作用力。政策不仅是政治的结果,也能对政治产生塑造作用。那么,政策如何塑造政治?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学者们提出了政策反馈理论,该理论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政策一旦颁布,会通过解释、资源、演化和学习四种效应重塑后续政治格局并进而影响未来政策制定。本文通过知识梳理发现,首先,政策反馈理论把历史或时间带入政策过程,而非把时间作为背景。其次,政策的结构化作用使得政策能够塑造政治,政策会演化为未来政策制定所依赖的制度结构,过去政策的观念、资源、工具都会成为未来政策制定者所依赖或参考的框架。最后,政策反馈理论揭示出公共政策具有二重性,政策既是政治系统生产或输出的结果,也是重新塑造政治系统及其行动的媒介。相比于关注外部制度结构因素的传统政策过程理论,政策反馈理论关注历史视野中政策本身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并因此成为一种政策研究的新路径。

政策反馈理论:政策如何重塑政治过程与政策发展?

政策科学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由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变迁,在公共政策研究重拾对民主的关注后,作为替代性政策过程理论之一的政策反馈理论逐渐兴起。该理论认为,政策科学应当更加关注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内生性。政策不仅是政治系统的产出,也是政策过程的输入因素,已有的政策能够重塑政治过程,并影响未来的公共政策。政策反馈理论缘起于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其理论特色是强调政策本身在政策过程中的本体论地位,并思考已有政策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途径和机制。文章在较为全面地追溯政策反馈理论的起源、基本主张与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归纳出该理论的整体分析框架,探讨研究政策反馈的途径,并总结该理论目前发展的贡献、局限性和未来前景,为我国公共政策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