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前秦情报失误探究——以孙子情报思想为视角

淝水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前秦在战场上的溃败不仅仅是双方政治、经济、民族战略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还与前秦失败的情报工作直接相关。立足孙子情报思想,从战略情报、战场侦察、谍报侦察、反情报等方面入手,可以发现,前秦的战败与其失败的情报工作直接相关,其“庙算”“全知”“用间”等方面的情报分析,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做出客观结论,并得出准确的战争预测。

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

慕容鲜卑是先于拓拔鲜卑问鼎中原的鲜卑人,其建立的前燕政权全盛时与东晋、前秦形成鼎足之势,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却将前燕推向覆灭的边缘,前燕征南大将军慕容垂为躲避朝中异己势力的迫害,投奔前秦符坚。符坚兵败淝水导致了前秦政权的迅速崩溃,慕容垂伺机叛秦,带领各地慕容氏势力恢复燕国,建立后燕。

费孝通“珠江模式”的转型路向研究

从1988年至2003年的15年间,费孝通共赴广东11次对珠三角地区及其辐射区进行追踪调查,对珠三角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他认为珠三角要保证将来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其路向是:一是深化香港与珠三角的经济关系,二是协调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三是增强珠江模式的自主创新能力,四是建设共同繁荣的“泛珠三角”经济共同体。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启发了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价值。

时代之子与时代之声——也谈岳飞的《满江红》

岳飞的《满江红》词,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感情,是当时的时代最强音。但是,在英雄的身后,围绕着这首词,却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近年来,有人以为这首词"并不能算作上乘之作",提出了新的指责。作者以为,词是时代的产物;岳飞的作品只有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一时代里加以认识、评价,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合肥的地理与名义

“合肥”得名问题,东汉应劭以来,论者纷纭,知名者数十家,以郦道元说“夏水暴涨,施合于肥”影响最大,但不符合地理实际。秦汉时期自沛郡城父县乘船经西肥水直达合肥而入长江是一条著名的水道,给当时人们合肥得名与西肥水、(东)肥水与南肥水相连通有关系的认识。魏晋以降这条水路因地震而阻塞不通,学者们又以后世南淝水的地理情况来说合肥的得名。讨论合肥得名,需要了解秦汉合肥的地理与当时人的地理知识,正是这些促成了合肥的命名。依据《水经》及郦道元注的记述,结合汉魏水道通行的情况,可知汉魏人认为施水自肥水别出,东南流经合肥城南,又东分为两支,一支北出入阳渊,一支东南入湖,而合肥“城居四水中”,即施水南肥河经合肥城北、西、南三面再东出,加上东面肥水枝津构成四水环城,则合肥实为肥水合围之城,合者“合口也”,“汇合之称”也,“合肥”说的正是县城为肥水干、支流围合之义。合肥县之设略可定在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在位间。

微观历史视域中的桃源梦想——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为中心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一种近乎微观历史的眼光观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揭示社会变革在两个层面的近乎悖谬的关系。作家不但审视了那些附着在历史车轮上的泥泞落叶般的个体的命运,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反思了一度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乌托邦想象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并在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近乎隐喻的关系中探索作为社会组织基本构成元素的人本身的沉沦与超越。

二十年来淝水之战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学界对淝水之战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淝水之战中的兵力问题、胜负原因、性质和影响及相关历史人物、事件等重要论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偶遇·蜕变·爱情——解读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女性生命话语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长篇小说一方面呈现了百年中国的乌托邦历程,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并以偶遇、蜕变与爱情为中心建构起女性的生命话语。偶遇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也将女性的命运推至历史无意识领域,揭示出她们受压抑的情感与心灵真实;三部曲中的女性从革命生活向个人心灵生活的回归,显示出女性精神的深层蜕变;女性爱情的不圆满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人类乌托邦理想的破灭。由此,格非完成了对现代历史境遇中女性生存意义的追问。

格非研究三十年——兼谈先锋文学创作得失

1986-2016年间的格非研究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先锋话语视野下探讨格非的叙事策略与形式迷宫;第二阶段,侧重对格非小说创作主题与叙事风格的研究;第三阶段,围绕"江南三部曲"的相关评述,指出格非融合现实主义与先锋叙事经验,始终坚守文学的创作自由原则和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

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百年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建构

乌托邦理想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一部分,是现代知识分子面对金钱与欲望的一种精神选择和价值体现,乌托邦的背后所呈现的是现代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个体梦"与"中国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消费和欲望的时代,人们的心像是被囚的孤鸟,有着沉重的孤独感和现代性焦虑,通过对格非"江南三部曲"中三代知识分子长达百年的乌托邦建构的解读,希望在人的内心和乌托邦理想之间建立桥梁,为现代个体艰难的生活带来慰藉和启示,使处于焦虑中的个体看到寥寥希望,彰显乌托邦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衰朽与死亡的歌哭——论子非《麻池河诗抄》

子非的《麻池河诗抄》,将诗笔聚集在麻池河这个不为人知的小河附近的村庄和人们身上。通过他的笔触,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凋敝与衰朽,看到了生活在那里的底层民众在生活中的各种挣扎,甚至大量的死亡。这些诗是诗人对家乡的歌哭。通过诗行,诗人讲述了麻池河流域乡村的各色故事,也体现了他诗艺的纯熟与丰富。《麻池河诗抄》是子非在诗艺和道义上的双重收获,也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诗性记录。

《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者综论——兼与惠康祐同志商榷

自从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之后,疑者渐众,一般有三种怀疑:岳飞说,王越说和于谦说。此文通过考证史料,结合岳飞、王越、于谦的自身经历,认为此词的作者应为岳飞无疑。在论析过程中,进一步指出了其他观点的论证不周和失之严谨,以期与持"王越说"和"于谦说"者商榷。

乡土之实与山川之灵——以费孝通为例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两重性的再省思

在既有的费孝通研究中,乡土中国这一概念获得极大的重视,大量的研究皆沿袭从乡土到小城镇再至区域发展与全国一盘棋的线索来对其学术思想与方法进行解读。然而几乎未有研究注意到费孝通对于中国山川的关注,而恰恰是这种对于中国山川关注的前后变化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由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其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及中国人的研究形成更为全面与整体的认识,而且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这种两重性决不可偏废其一,它们的平衡无论是对学科的建设,还是对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及中国人而言,都将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费孝通的甘肃实践

费孝通教授为了重建他一生“志在富民”的学科，躬身来到“陇中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来到黄河上游，来到丝绸之路民族走廊的“小民族”中间。他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伊始，又及时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的问题……。他想到，他说到，他身体力行，在实践中，他重建着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