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流动妇女的婚姻及生育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外来已婚妇女的婚姻和生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评价“以现居住地为主”的计划生育综合干预对外米已婚妇女的婚姻观、生育观、生育意愿等观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1998年上海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以现居住地为主”的计划生育综合干预项目。结果:外来已婚育龄妇女初婚年龄小,平均为23.2岁。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外来育龄妇女婚姻基础不同,来自江苏省、原籍职业为工人、低年龄组的妇女自由恋爱的比例大,婚姻满意度高。本次调查的外来妇女一孩率为68.8％,二孩率为22.6％,多孩率为0.7％。外来已婚妇女现有子女数的多元Logistic分析显示外来育龄妇女及其丈夫年龄大、初婚年龄小、在原籍未接受过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婚姻基础为包办婚姻的妇女子女数多。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外来已婚育龄妇女的理想男孩数与妇女是否接受过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丈夫职业、原籍、现有子女数等因素有关。结论:外来育龄妇女初婚年龄较小、早婚早育的现象仍较普遍。她们仍偏向生育较多的子女,对男孩的偏爱依然较明显。实行“以现居住地为主”的计划生育管理与宣传教育干预有助于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转变外来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和生育意愿。故应加强计划生育宣传力度,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上海市的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背景与特点;然后对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即女性婚姻移民迁移的态势、原因、婚姻迁移女性的特征以及婚姻迁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最后就女性婚姻移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应加强研究的领域进行了讨论,提出应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和社会网络的层面对迁入地是大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进行深入研究。

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劳动参与:基于劳动政策、经济利益与母职文化的共构

本文以福建T县的越南女性婚姻移民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档案资料的研究方法,阐释了在政府有关就业的法律政策、中越婚介者营销工作的方式及新郎家庭管控工作的手段等因素共同规制下,越南女性婚姻移民在移入地的劳动动机、劳动途径、劳动内容及性质,进而从劳动参与切入讨论其对越南女性婚姻移民自身能力、家庭权力及社会地位的影响,从而深入揭示劳动参与和越南女性婚姻移民增权的关系。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及其分析视角

作为在婚姻风险和迁移风险叠加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新的风险类型,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的各种因素与属性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可能引发的事件给个体、家庭、社区与社会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从社会变迁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产生具有必然性;从多重属性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具有自身的本质性;从要素构成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呈现系统性;从危害性视角分析,应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防范机制。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属性分析

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发生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是我国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因迁移效应引发的风险正在成为我国婚姻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与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尝试把风险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结合起来,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并从未来性、不确定性、时代性、客观性、复杂性、关联性、传导性七个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属性,为更好认识和防范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提供理论分析视角。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区融合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探析——基于1011名调查对象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自行编制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区融合调查问卷"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没有达到较好水平;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心理融合的因素呈现多样性,目前是否在工作、房子类型、公婆是否同意外娶、婚龄、城乡、是否适应迁入地自然环境、是否了解丈夫家庭、迁移是否有遗憾、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是否有困难、面对困难是否积极、回娘家情况、娘家人来婆家情况、迁入地是否有朋友等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区融合有显著性影响。应从多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水平。

女农民工中的拉拉：游离于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

相对于一般同性恋者而言,农民工中的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是隐蔽和容易被忽视的,尤其是那些远离自己家乡、亲人在异地他乡,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同性恋,许多人更是对其没有完全的认识。由于社会压力和种种其他社会因素,使得她们当中的很多人虽然处于婚姻状态,然而由于她们对性实际取向的特殊性,使得她们有很大的角色矛盾和内心冲突。女性同性恋的婚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婚姻,一种是与男同性恋组成的形式婚姻。在这两种婚姻状态中的女性农民工所面临的系列问题很多都是值得探讨的。本研究分别对女性农民工的同性恋者的形式婚姻、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婚外恋和各种错综复杂的亲子关系进行案例分析,并在对已婚女同性恋所面临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反思传统婚姻的本质和局限性。

上海市女性婚姻移民健康自评与服务需求现况研究

目的了解上海市女性婚姻移民的基本健康状况及其服务需求,为进一步开展健康促进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海市5个区1,000名外省市户籍的女性育龄婚姻移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87.7%的女性婚姻移民对自身健康状况自评为很好或较好。64.4%的女性婚姻移民参加了上海城镇医保。有29.6%的人1年1次参加妇科普查,24.6%的人两年参加1次。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困扰前3位分别是:“孩子教育上的烦恼”“家庭成员健康问题”“家庭收入不高,谋生压力大”。女性婚姻移民健康服务需求前3位分别为慢性病的防治知识(59.4%)、定期健康检查(53.7%)、科学育儿和青春期教育(34.2%)。女性婚姻移民对相关政策期望的前3位分别为“及时报入上海户口”(88.3%)、“定期组织健康检查”(37.4%)和“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32.5%)。结论考虑到户籍制度限制了女性婚姻移民获得政府服务的可及性,在制订健康政策时需要考虑政策的断层以及此类人群的特殊性,以保护她们的健康公平性。健康教育和社区动员有助于提高她们享受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及提高自我保健的意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