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体用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普世价值问题

"理一分殊"迄今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文化之谜。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思想上破解了这一文化之谜,认为程朱派是从"体用"思想上提出了"理一分殊",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理一分殊"即"体一用殊"。正是这种体用统一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决定了理学"分殊体认"的方法论与"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同西方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不同,"理一分殊"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本论与即用求体、即物穷理的自然观;以道在自然,理在分殊,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为人立法(道),人只有通过分殊体认,格物穷理识道,才能顺道而行,达到人道合一,这就是东方"理一分殊"思想的普世价值之所在。

朱熹的“理一分殊”及其认识论指向

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为一种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

中国传统园林“理一分殊”的生态智慧探讨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探索中国传统园林生态智慧的目的在于对中国园林有多角度的认识,并在共同面对生态危机的形势下,与西方的先进方法技术多融并济。基于有机自然观的共同背景,中国传统园林具有"理一分殊"的生态智慧,"理一分殊"哲理的传统智慧具备历久弥新的价值,为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提供了价值观、哲理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从设计哲理与思维方法的智慧、与自然分形同构的智慧、空间布局、审美、适宜性的生态智慧等方面,结合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理法和实践,并以西方分形理论的技术方法印证部分相关性,初步探索中国传统园林中需要关注和传承发展的生态智慧。

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

杨时是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理一分殊”是杨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范畴,相对于张载、程颢、程颐对“理一分殊”侧重于文化和道德修养层次的理解,“理一分殊”在杨时的学术体系中已被落实到具体的人伦规范。杨时的“理一分殊”所体现的是儒学的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完美统一。

试论“八分书”的形成和发展

书法发展史上继隶书之后有遗存的八分书。它的形成、特征、发展过程以及八分书对中国汉字字体楷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八分书是继承隶书开启楷书的独立书体。

契约文书中的“分数”类词义考辨

在敦煌契约文书及宋代之后契约文书里,关于土地、家产等分割内容的文字表述中经常用＂分数＂、＂分籍＂、＂分范＂、＂分法＂、＂分截＂等词语,根据契约文书内容的考察,它们是一组同义词,表示份额、数额的意思。

“芬舒雅”对微循环和血液流变性的影响

“芬舒雅”吸入剂能扩张小白鼠脑膜及家兔球结膜的微小动、静脉,增加微血管密度,并使全血粘度和血浆粘度下降,血沉减慢.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生命圆通与诠释循环

《管锥编》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的内容来解读人生之谜,而人生的丰富微妙流转圆通使其“诠释循环”方法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体可以概括为“理一分殊”与“以反求覆”;它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纯理性的规定与概括,而是通过描述人生现象揭示人生内涵的具体内容。

论高校学报文章的中图分类

对高校学报文章进行分类的关键是熟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目的划分与编排，并正确把握文章的内容。在类分学报文章时应注意根据文章的主题、学科等特点，结合各学报的特色并严格执行分类程序，就能给出恰当的类号。

《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

佛教“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对比研究

在西方哲人的眼中,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是对立为二的。在此二元对立理论指导下,人们所悬挂的价值理想,不能够启发生命本身的力量,去达成理想的实现,从而引发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东方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以及理学的"理一分殊"都用各自的理论证明了,理融于事,事包含着理,理事之间不可分割,无需对立。由此,解开了人们的思维的死结,使现实与信仰的结合成为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从而大大提高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拥有同样理事关系的理学与华严依然存在分歧,具体表现为,理学在理事兼顾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事事之间的分殊,而华严则注重理事之间的圆融无碍。如何将二者理论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并使之恰当地运用于当今社会,是今人还必须认真继续探究的重要课题。

再论李贽《答耿司寇》的文献问题

《答耿司寇》是李贽与耿定向进行思想论争的重要书信,李贽对它作过两次修改。第一次修改,将七封信合并为一封信,刊于初刻《焚书》。第二次修改,删去此信约三分之一文字,刊于后来重刻的《焚书》。关于第一次修改及其原因,我已有专文探讨。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第二次修改的原因。李贽作第二次修改的背景,是他与耿定向的紧张关系出现了缓和。这次修改,保留了《答耿司寇》根本的思想内涵,删掉了措辞最为激烈、涉及耿定向个人品格及其家族人事的第六封信,体现了李贽既基本保持自己一贯思想,又认可与耿定向和解的意愿。《答耿司寇》之外,《焚书》其他某些篇幅也有复杂的修改情况,《答耿司寇》的修改,恰可用作考察《焚书》文本变动之参考。

以中医理论创新探索为特色的名老中医经验总结——评《王明杰黄淑芬学术经验传承集》

《王明杰黄淑芬学术经验传承集》在中医理论方面有着诸多创新探索,在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总结中有不少成功经验,值得推荐。本文从发挥河间"玄府说",构建现代"玄府论";首倡"治血先治风",发掘风药新功用;薪火传承向未来,创新学派待后生三个方面进行评述。

扬雄《剧秦美新》与汉代的王道观

《文选》扬雄《剧秦美新》中"奋三为一",李善和五臣均释为于《尧典》、《舜典》外,新作帝典一篇,合三篇而为一,这种解释实为误解。"奋三为一"源于"王道通三"观念。"王道通三"是汉人王道观中的核心命题,它在贯通天人的基础上,强调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是与汉政治文化环境相应的原创理论。汉帝国不仅政治上超迈往古,思想上也涵括天人,具大一统特色。其王道观于思想领域集成众说,另辟新义,是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

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朱熹易学思想的核心。朱熹用这一方法来注解《周易》,他指出应通过占筮,根据不同的卦爻辞,推出义理,不得脱离占筮而直言义理。朱熹解《易》的方法,即是通过“分殊”来体悟“理一”。朱熹运用“理一分殊”的方法论解《易》,朱熹的这一解《易》方法,既不同于程颐直接以义理解《易》,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象数解《易》,而是通过占筮,将象数、义理统一起来,实现了象、理、占为一体的易学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理一分殊”视野下传统文化传承的哲学维度——以刘述先“理一分殊”的儒学视野为中心

"理一分殊"是宋明儒学的重要概念,确立了以"仁"为追求的"理"作为原则对于"殊"的超越性和恒常性。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刘述先先生将"理一分殊"与卡西尔文化哲学会通,通过对"理一分殊"进行当代的全新阐释展开了重建儒家哲学的文化理路,他用三分法区分传统儒学为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和民间的儒家,试图确立"精神的儒家"在中国文化"理一"层面的文化"规约原则","殊"则是不同时代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从而使传统与现代的接通成为可能。基于方法论的角度,刘先生"理一分殊"的儒学视野为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传"与"承"提供了哲学维度层面的理解:"传""承"呈现出来的是表现为"分殊"的具体文化内容,"传"是传播、传续之义;"承"则是在通过对文化生命回忆的体验之上生发的新一轮感知创新,具有开启的意义或者说变迁的可能。而文化之所以具有"传"的历史意义又有"承"的生命力,正是统摄"分殊"的"理一"的超越性和恒常性。

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兼与程颐解《易》方法比较

"理一分殊"是朱熹易学思想的核心。朱熹用这一方法来注解《周易》,指出应通过占筮,根据不同的卦爻辞,推出义理,不得脱离占筮而直言义理。朱熹解《易》的方法,即是通过"分殊"来体悟"理一"。他运用"理一分殊"的方法论解《易》,这既不同于程颐直接以义理解《易》,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象数解《易》,而是通过占筮,将象数、义理统一起来,实现了象、理、占为一体的易学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份《怀葛堂文集》中的朱书佚文二十八则及其文献价值

朱书是清代桐城派的重要学者,其虽著述丰富,但散佚较多。通过检阅朱书友人梁份的《怀葛堂文集》,辑出其佚文二十八则,揭示朱书与梁份的交往、朱书文论特点等方面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