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论唐末易代文人的焦虑心态及文学书写——以杨凝式、冯道、和凝为考察中心

唐末五代易代之时,许多文人历仕多朝,几易其主,虽在各朝贵为权臣,但实为贰臣,他们对此心存焦虑。易主而从,实在是政权鼎革高压下畏祸顺受、艰难委身的无奈之举。因德行有亏,故其文多自我辩白之意。为缓解德行与声名焦虑,他们一方面通过游心释老获得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在现实中,他们力图救世济民,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采取随运任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取向,因而也表现出超然放旷的态度。他们熟知前朝旧制,吏能突出,安抚百姓,赢得当政者的信任和倚重,其中以杨凝式、冯道、和凝等人为代表。观照他们在易代之际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唐末易代之际贰臣的生存状态,加深对唐末易代文学的研究。

重思智慧

虽然"哲学"一词追溯希腊文的词义为"爱智慧",但西方哲学到了近代更多关心的是知识而非智慧,对知识的追求几乎成为现代思想的唯一目的,却忽略了智慧。中西哲学传统对智慧的论述虽不尽相同,但都将智慧视为高于知识,是对知识和人生本质的思考和实践的指导。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只有冯契将智慧作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加以重新提出和讨论。冯契是在与知识相对照的语境下来定义"智慧"的,智慧在他那里就是哲学智慧,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是一种德性的能力。但由于冯契最终将智慧定位为知,就无法顾及它性的相关性。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传扬文化——改朝换代时仕宦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仕宦文人,是中国封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的更替,自然就成了仕宦文人的化学试纸,或者一捧上天,或者踩入地底。后来的评判者,多从政治道德而推及个人人品,很少把仕宦文人的生命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量。本文通过史实说明,仕宦文人忍辱惜命,对传扬文化更为重要。

西北军“破锋八刀”考

中国武术以其突出的格杀功能,在民族抗争史上发挥着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以来,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但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大影响,唯独冯玉祥西北军的“大刀队”,不但在军阀战争中屡建奇功,更在抗日战争中令日寇闻风丧胆。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以史实为根据,详细研究了西北军大刀术的形制、重量、训练等问题,基本廓清了西北军大刀术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武术和武术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功用。

冯道的人生之道

冯道的人生之道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的有机结合,儒家的入世济民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基础。佛教的禅定训练、随缘渡众的主张令冯道身心健康、智慧出众、以救民为己任。道教的乐观通达和圆融使冯道对人生世事持乐观的态度,以高超的应世技巧,与时变化,保身救民。正是依靠人生之道的支持,冯道才能在乱世长为将相,既保持自己的道德纯洁,又能以各种方式救济民众,保存文化。

清朝道咸时期盛京地区的官风和民风

清朝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官风已开始败坏。至道光、咸丰时期,官吏贪婪不法呈常态化趋势,为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在官风带动、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封禁政策受到强烈冲击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作用下,盛京地区民风日益下移,主要表现在赌博风行,鸦片烟毒开始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盗窃、抢劫普遍,暴力案件频发;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方。官风堕落,加剧了吏治腐败,导致同治年间大规模反清武装的兴起,也促使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推行改革。民风下移,与游民的流入不无关系,大规模反清武装失败后,游民群体反而壮大,民风随之继续恶化。清末胡匪、马贼猖獗难治,即反映出道咸时期民风下移的影响。

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

北宋前期,为了维护扬雄的道统地位,不少士人积极为扬雄颂莽辩解。北宋中期,王安石一派积极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而司马光一系也极力为扬雄辩护,但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则紧紧抓住仕莽一点极力攻击扬雄。赵宋南渡后,由于塑造王安石乃北宋灭亡罪魁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及现实政治局面急需强化忠节观念,扬雄和冯道一起成为士人批判失节现象的标靶。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莽大夫扬雄死",扬雄"莽大夫"的身份被确立下来。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既表现在对扬雄和冯道这样"负面"人物的否定上,也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正面"人物的再发掘和新诠释上。忠节的要求对象不仅从国家重臣扩展到了所有的士人甚至平民,而且忠节要求的强度也大幅提高,甚至并未随着政治责任的减弱而降低。

从李建勋、冯道看五代儒学的新变

李建勋与冯道作为五代时期南北仕宦文人的代表,其应对乱世的不同态度典型地体现了仕宦文人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与运用。把握这一点,对认识儒学在唐宋之际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论四朝宰相冯道

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吏治败坏,作为封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宰相,多平庸无行之辈。冯道是五代特定环境下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历四朝十君,而相位依旧,为辅弼之臣,却极少进谏,丧失大节。但他为人清俭宽厚,善于体恤民情。他用人重视才业,不重衣冠。在文化制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总之,冯道是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乱世不倒翁冯道“私德圆满”、“大节缺失”辨正

五代十国之际,冯道历五朝事十一主,传统史家以“忠臣不效二主”和“华夷之辨”为圭臬,忽视其时代特征,斥责冯道“私德圆满”、“大节缺失”,这一评价有失客观公允。

论冯道的业绩

冯道是五代人,为相数十年,敢于进谏,依法为民行政,勇当大任,印刷经典,保存文化,重视个人学习和修身,节俭慈悲,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可谓人格纯洁,业绩卓著。其业绩直接推动了北宋初期社会的全面繁荣,从根本上扭转了唐朝后期的浮薄官风,有利于后世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很多史家忽视其思想和业绩,仅从冯道身仕五代的表面现象就对冯道进行否定和批判,这是有欠公允的。

重构教化的美学:《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论再造

针对浮华不实、只顾雕饰辞藻的文坛状况,为重建文学的教化理想,刘勰从文道关系、创作主体和作品本身三方面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美学扩充和归正。通过恢复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刘勰论证了文章教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源;通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刘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创作主体;通过发展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刘勰从文章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刘勰通过文论思想将儒家教化观与文章审美观相融通,在一种整体性的视域中,创造性地重构了彰显儒家人文精神的教化的美学。

张鷟白居易判文差异比较研究

张鷟和白居易的判文创作享有同样的盛誉,但差异亦十分明显。张判倾向于中央各官署部门的公务奏状及所属官员职司相关之纠纷;白判则以中下层官吏和百姓生活为主。张判来源于社会现实之事务,有讥评时政之嫌;白判参酌经史律令,自出心裁。张判对各种职务犯罪依律令格式断决,刚正无私,言之凿凿,借以表达对时政之己见;白判常对仁义礼法之矛盾问题做细致入微的分析,凸显人情,就事论事。在语言形式方面,张判用典繁多,琳琅满目;白判用典较少,化之无痕,用典为说理服务。张判重背景描述,词藻华丽,铺排叙述,雕章琢句,文采飞扬,文学色彩浓厚;白判词理畅达,着重对内容的分析推理。

重新审视冯道

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人物,在好几个王朝中担任过要职。他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坏,是个无廉耻的小人,是奸臣之尤;有人说他好,好得像菩萨,可以与管仲、狄仁杰比肩。本文对冯道持肯定态度,认为正确理解冯道,必须破除愚忠观念、消融华夷之分、客观评价《长乐老自叙》。冯道长期受到重用,是因为他是一位乱世的杰出政治家。

评司马光、欧阳修论冯道

五代时人冯道历仕五朝八帝 ,且位不离将相、三公三师。欧阳修、司马光以“正女不从二夫 ,忠臣不侍二君”为由 ,指斥其为“无廉耻”的“奸臣”。二人的看法有失客观公正。对处于五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侍奉了几个皇帝来定其忠奸 ,而应看其言行是否有益于百姓。

欧阳修对冯道的负面评价及其原因

新旧五代史对冯道的评价不同,薛史褒扬之意明显,欧史则多负面评价,尤其对冯道仕历多朝有所不满。通过阅读宋代史料发现,历史上对冯道的评价并不完全与欧阳修一样持批判态度,并且结合冯道所处的五代乱世,可以看到他仕历多朝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必然性。欧阳修对冯道的贬抑态度与春秋笔法有关,也与欧阳修的经学思想以及时代政治的大背景有关。

冯道的评价问题与宋代君臣纲常的重建

冯道由于其独特的仕宦经历在宋代引起了诸多毁誉,这些评价一方面缘于宋代礼遇士大夫的氛围之下士人直言不讳的秉性;另一方面反映了王朝兴替与国家危难之际儒家纲常的重建过程。本文选择以冯道的评价问题为切入点,来探索宋代君臣纲常的重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