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

冯尔康先生的治学,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在新时期史坛中,大力推动并开展了社会史学的研究,为近20来中国史学界极富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在清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史料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他在理论创新和具体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拓性、包容性、前瞻性的治学特点,尤具学术魅力,启人新知。

“人”与“驴”的轮回——冯二成子形象解读

萧红的《后花园》揭示了主人公磨倌冯二成子“由人到驴,由驴到人,再由人到驴”的人性轮回。冯二成子从人性偶然复苏到全面觉醒到奋起抗争,最终失败,有人指责为悲观主义,其实,这是严峻的乐观主义,冯二成子的经历启迪人们只有主动抗争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生命不息就要抗争不止。

靳锋主任医师运用参芪二子汤治疗汗证经验

靳锋主任医师认为汗证可分虚实,且虚多实少,虚多为气阴两虚、阴阳俱虚,实则为外感风热或肝胆痰湿,虚实之间可兼见或相互转化。临证时以交通心肾法培护根本,以调和营卫法贯穿始终,以清热除湿法祛邪,擅用参芪二子汤治疗汗证。

论清初以降甘孜藏区的政教之争

本文以四川甘孜藏区的政教关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旨在对影响边疆社会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内在矛盾及其长期效果作以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影响甘孜藏区政教关系的政策性因素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政府处理与藏传佛教之关系的总体原则,二是主政甘孜藏区的地方官员在具体的地方治理中所秉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二者并不必然一致,而后者对地方社会之政教关系的影响更为直接。本文尤其对赵尔丰和刘文辉——两位在甘孜藏区近现代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边疆官员——的宗教政策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刘文辉将"佛教徒"与"省主席"的身份合于一身,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权与宗教的良性对话,从而蕴含了以政权之力推动藏传佛教的现代化转型的深层目标。这为当代关心藏传佛教命运和藏区社会发展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提供了重要启示。

清末川边藏区的林事活动

为挽救西藏地方的危局,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用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实施"倚康治藏"方略。数年间,赵尔丰等人在川边辖境做了许多抗英、拒俄、实边、固藏的工作,深受学界好评。本文专论川边藏区鲜为人知的林事活动,如森林保护、植树造林、漆液采割、纸张生产以及边茶贸易、药材经营等,并指出其在实边方面的重要作用。

说凤:王熙凤—孔子—曹寅——兼解“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册子画与词中的凤、冰山、末世、金陵、从、令、休等元素,都是相互关联、依存和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中的系统质。楚狂的凤歌:"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而",王熙凤形象假借了"凤歌"的文化因子。她这只"凤"是家政的"从政"者。她威重令行,颇有令名;后贾母亡故,元妃大梦归,靠山冰消,君令抄贾府,家败于金陵,半世性命休矣。这是她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凤是象征,是共名,王熙凤称凤,孔夫子被称凤,曹寅也是凤。"王熙凤",喻指康熙王朝之凤,即曹寅。其先辈"从龙入关"、"扈从入关",曹寅父子三代从政于江宁(金陵)织造六十年,后期又兼从两淮盐政,与康熙王朝相终始。康熙寿终则靠山冰消。康雍易代,康熙"政尚宽仁",雍正政尚"严刻"。在这两种政令下,先被"爱之加诸膝",后被"恶之坠诸渊",革职抄家,万事"休"矣;这是曹家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之义。

幸福在哪里——细读萧红短篇小说《后花园》

短篇小说《后花园》在萧红全部作品中堪称精美,通过叙述磨倌冯二成子一生几乎无事的悲剧,充分体现了萧红在小说语言、结构等方面的特色,更在题材上体现了萧红选材的独特性,尤其是“幸福在哪里”的追询,在当时文坛显得弥足珍贵。

试论小说《二度梅》对《醒风流》的承袭

《醒风流》和《二度梅》这两部才子佳人小说,在情节、语言、人物及其活动场景等方面有着诸多雷同之处,因袭关系明显。通过书中的仪征地名沿革、清代官制变化等线索,考定《二度梅》的成书当在乾隆十三年之后,远晚于成书在康熙十一年的《醒风流》,而且《二度梅》中有三条材料呈现出因袭《醒风流》的明显痕迹。因此可以论定:《二度梅》确实承袭了《醒风流》。

“新”与“旧”:清末川边新政之再探

晚清政府在川滇边设立边务大臣,"以军府之制,任地方之责",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施行屯垦、开矿、兴学、修路等新政措施,前后七年,轰轰烈烈,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瞬间人亡政息。究其原因与其没有彻底摧毁旧有制度、没有触及社会基层、缺乏社会基础有很大关系。"新面目"与"旧根基"之间的脱节、地方利益与国家权益的冲突、"以夏变夷""以儒化佛"诸种措施及其诸种复杂矛盾的彼此扭结与冲突,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磨合与碰撞,都在川边七年经营中纠葛着,并在相当程度上蕴涵了现代民族政治的一些敏感问题。

“海虞二冯”诗学之差异

"海虞二冯"指的是明末清初常熟的两位重要诗人:冯舒与冯班。"二冯"上承诗坛巨擘钱谦益"通经汲古"的诗坛变革旗帜,下启虞山诗学的新路向,实为虞山诗学的新一代盟主。"二冯"诗学之共同点颇多,如抨击明末"七子"、"竟陵"诗风,重申诗文之辨,推崇晚唐诗风等等,凸显出虞山诗学的显著特色。然两者诗学也存有一定差异,论及者较少,当结合其人格禀性、学术经历作进一步分疏,深化学界对"二冯"诗学的理解。

“枕边风”的语汇化

"枕边风"是现代汉语一个高频的惯用语,但遍检工具书皆不见。从历时语汇化角度考察了"枕边风"的形成过程,其间也涉及了其它同类词的形成。认为"枕边风"一语是在"耳边风"的基础上经过整合形成的。最后,简单提出了汉语语汇化的概念及进行汉语语汇的语汇化研究的设想。

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考

张澜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与清廷新任川督赵尔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关于张澜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的时间,学界有三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成为研究张澜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考订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试论“三言”中的孝悌之义

冯梦龙创作的"三言"以情反理,"反理学"是"三言"的精华,但并不是"三言"的全部,"三言"部分作品蕴含了中华传统伦理的精髓——"孝悌"之义。"三言"中所描写的孝悌之义有三种:大孝大悌、愚孝愚悌、不孝不悌,我们应当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

敦煌写本《儿郎伟》两则写作时间考察

敦煌文学"儿郎伟"是研究沙州归义军政权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已为学界所重视。现存"儿郎伟"二十余篇,多数用于除夕之夜的"驱傩"仪式上。古有"驱傩"仪式,取驱鬼除魅,去故迎新之意。在作成于这个仪式上的那部分"儿郎伟"中,沙州文人对过去一年乃至上一年里的首领功德作了热情的颂扬,同时也表达了祝福祈稳的愿望。其中数篇虽然可大致确定其写作时代,但仍无法确定其具体写作时间。本文试就其中两篇结合史事稍作分析。

神奇狂荡的山野 如花灿烂的歌吹——逢二《山野歌吹》评介

逢二的《山野歌吹》对渐渐失去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诗歌是一次适时的唤醒与拯救。诗集以湘南山野、民俗、人事为抒写主体,以乡土民风、人物命运映射时代画屏,活态民生、静态世相、形形色色,俯拾皆是。特别值得推重的是,南国许多淳朴仁厚的风习及文化,已成传说,诗人以现场见证的亲历、义不容辞做了发掘与拯救,善莫大焉。

冯梦龙尚真适俗的民歌观--以《挂枝儿》《山歌》为例

冯梦龙在心学理论启蒙孕育下,构建其情教思想体系及文学观念,他所辑录的民歌专辑《挂枝儿》《山歌》,以人性为基础,还原民歌之文体地位;以“从俗谈”为原则,“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以情真为艺术核心,崇尚自然、抑止雕琢;以传播民歌为手段,施行教化、匡扶良俗,内蕴冯梦龙以情系理、理从情出情教思想的民歌观。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所见战国末期“士伍”阶层的居住形态——兼与韩国学者尹在硕商榷

本文对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进行了再解读,详细分析了文献所反映的战国末期庶民阶层'士伍'的居住形态,对相关学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进而通过《仪礼》等古代典籍的考证,推测士伍阶层的住宅为'一堂二内'的形式,并对室内房间的空间关系和功能进行了分析探讨。

头孢米诺联合杏香兔耳风软胶囊治疗慢性盆腔炎急性发作患者的疗效

目的探讨头孢米诺与杏香兔耳风软胶囊联合治疗慢性盆腔炎急性发作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6年3月至2019年2月鄱阳县人民医院收治的66例慢性盆腔炎急性发作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头孢米诺治疗)与观察组(头孢米诺联合杏香兔耳风软胶囊治疗),各33例。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C反应蛋白(CRP)水平以及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5.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症状积分、CRP水平、复发率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略高于对照组(15.15%比9.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42,P=0.451)。结论将头孢米诺与杏香兔耳风软胶囊联合用于治疗慢性盆腔炎急性发作,能有效缓解临床症状、清除血液炎症介质,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减少复发率,虽一定程度上略增加不良反应,但均在患者耐受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