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广州公行首商蔡世文家族事迹考述——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六

蔡世文家族是清代广州十三行发展史上的重要家族之一,早在18世纪30年代初便参与广州的对外贸易,在祖孙德汉官、蔡仲官、蔡文官和Seequa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商行经历义和行、逢源行、万和行三次变迁,家族贸易实力从弱变强,从广州行商队列中实力较弱的小行逐渐发展成为十三行中的重要大行之一。家族杰出人物蔡世文(蔡文官)更是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出任广州洋行公所首商,成为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商业领袖。蔡世文家族在清代广州对外贸易史上活跃六十余年,对该家族三代行商的家世、商业经历进行详细考述,可加深对清代广州贸易史和早期广州十三行史的认识,为进一步拓展行商家族研究提供范例,从而丰富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内容。

对抗“五四”式启蒙方案——重读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以颇为反讽的态度重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封建糟粕的辫子、缠足和阴阳八卦,试图以世俗精神和常识经验为依据颠覆"五四"式启蒙话语的逻辑,体现出作者拒斥理性启蒙、回归常识启蒙的心态。

隐逸情怀 儒道互补——冯骥才题画散文及其思想

冯骥才题画散文具有浓郁的道家隐逸情怀,主要表现为:渴望纵情山林,闲居隐逸;痴迷于自然美,着力表现自然美及其带来的心灵震撼;赞美诗意化栖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冯骥才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休养生息,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情,体验心物交融的美的境界,其人生由此而艺术化。但在本质上,冯骥才思想是传统意义上的儒道互补模式——亦儒亦道。偏向外倾直觉型和内倾感觉型的中间型性格,是形成冯骥才儒道互补思想的主因。

“图书馆+”背景下馆店协同运营新模式——以南京图书馆“陶风采”服务为例

论文以"图书馆+"为背景,通过介绍南京图书馆"陶风采"服务,论述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开展馆店协同运营模式的可行性,并对读者收益、服务效能、社会效益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公共图书馆在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探索与创新提供了参考。

《妇科採珍》用药特点分析

《妇科採珍》为我国清代山西代州人冯晋台所辑,该书从调经、胎前、产后等方面论述了妇产科各种疾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冯氏在用药特点方面也颇有特色:第一、重视温补,主要体现在冯氏临床用药以温性药物和补益类最多及临证善用具有温性和发散作用的姜(包括炮姜、黑姜、干姜、生姜皮、生姜、煨姜、姜炭、姜汁)和具有温通作用的酒。第二、重视药物的炮制,该书所载方剂,基本上每首方剂中都有一些药物要进行炮制,具体炮制的方法包括炒、浸、洗、碎、煅、蒸等。第三、重视剂型的选择,如对于慢性、虚弱性的疾病多选用丸剂、膏剂等,且临证剂型选择因人而异,灵活多变。

太平天国时期的粤勇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屡战屡败,于是派出众多官员回籍办理团练、召募乡勇,与太平军对抗,粤勇随之产生。粤勇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粤勇没有出色的领袖人物,未能像湘勇成为湘军、淮勇成为淮军那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粤勇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妇科採珍》用药规律分析

《妇科採珍》是清代乾嘉年间山西代州人冯晋台所著,该书精辟论述了妇科经、胎、产病症,辑录调经、胎前及产后病症共159症,涉及方剂137首,中药187种,是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妇科专著。参照《本草纲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中药学》用的名称为正名,对清代绛州地忍堂乔藏板木刻本《妇科採珍》所辑录方剂用药中涉及的同药异名的药物进行归类,归类后共199种药物。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其用药频率、药物功效及药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冯氏临证用药以温性、甘性、归脾肝肾经、补益类药物为多,体现了冯氏用药比较平和,注重温煦气血、补益扶正,重视肝脾肾。

现代潮籍女诗人冯素秋研究

冯铿的姐姐冯素秋不仅家学渊源,遍读诗书,工于吟咏,有诗词稿《秋声》集二卷,而且胆略过人,曾立志要继承秋瑾的未竟事业,秘密策划革命,准备起义。后与丈夫蔡梦香一起在潮汕兴办女子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她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恋爱与婚姻,倡导女性独立自强。作为潮汕早期的革命者、教育者、女权者、女诗人,堪称一代女杰。可惜,因病未满三十而亡,诗词稿也在日寇陷潮时被毁,仅存剩句"今夜夜窗灯似豆,更无魂向此中销"。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文心雕龙》“符采”说释义

"符采"在《文心雕龙》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是"符之采",即"玉之横文",引申为"文采",《原道》《诏策》篇中是此义;二是"符"与"采",即玉之坚硬质地与华美文采的结合,引申为文章质实的内在美与富有文采的外在美的结合,《宗经》《风骨》《诠赋》篇中是此义。比较而言,并列结构的"符采"更具理论深度,从这一角度看,"符采"之"符"与"风骨"有相近之处,"采"则与辞赋的"铺采摛文"密切相关。"符"相当于"雅义","采"相当于"丽词","符"与"采"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其内涵与"文质"说、"丽词雅义"说、"情经辞纬"说一脉相承而又能超越诸说,更为精确地体现了刘勰文质并重的文章审美观念。

《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

试论“材分八等”的数理渊源

材份制是中国古代建筑尺寸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古代大木作制度研究的一个重点，然而其具体尺寸构成的来源和确定一直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说法。文章试图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角度入手，论述和证明材分制具体尺度的形成与勾股律有一定的关系。

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蔡元培——以梁漱溟、冯友兰为例

梁漱溟、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蔡元培表达了独到见解。尤其是对蔡元培的性格特征、人格特质、教育理念与社会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梳理与阐述。选此角度进行分析论述,对我们今天全面系统地认识和评定蔡元培的历史地位是有益处的。

蔡仲德与冯学研究

蔡仲德先生作为冯友兰的女婿,以其特有的优越条件在冯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他编纂的第二版《三松堂全集》是目前收文最多最全的冯友兰文集;他编撰的《冯友兰年谱初编》对冯友兰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活动做了忠实的纪录;他最先提出了“冯友兰现象”,并对冯友兰思想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文化原因和个人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冯友兰现象”的深刻含义和历史意义;他继承了冯友兰思想的精髓和文化使命感,并把它发扬光大,直至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文心雕龙·风骨》的美学意蕴

"风"与"骨"是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联的文艺美学范畴,从构成文章的两大要素——情、辞角度看,"风"侧重对情的美学内蕴的规范,表现为一种灵动的活力;而"骨"则侧重于对辞的美学内蕴的规范,表现为一种静态的品质。"风"、"骨"都源自作家的"气",它们是作家之"气"赋予作品的内蕴之美。"风骨"和"采"达到圆练的统一,才是作品理想的审美境界。

冯玉祥怎样推崇《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由蔡锷精心编撰而成,书中对曾国藩、胡林翼带兵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有关言论进行了整理,全书几万字,便于学习。冯玉祥对此书非常重视,极力推崇,经常要求部下学习、熟读此书,做到身体力行。在这种氛围影响下,冯玉祥领导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名将辈出,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国初期美育思想理论发展考辨——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陶行知美育理论为中心

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看似导致民国美育思想脱离了中华传统观念的束缚,但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于民国美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仍起着巨大的内在牵引作用,对民国时期美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民国初期的美育思想理论发展呈现出西学与儒家传统融合的趋势,这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陶行知等民国美育思想理论的提出和践行过程中都可见一斑。梁启超将西方美育理论引入中国,形成中国化美育的雏形;王国维则将中国传统融入美育思想中,将西学与儒家传统相融合;蔡元培将美育思想理论带入教育实践当中,以实践发展美育思想;到了陶行知,已将美育完全中国化,使其同儒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想相融合。

第12届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1/4决赛男双技术运用对比分析

对第12届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1/4决赛男双(蔡赟/傅海峰VS李龙大/郑在成)比赛中的技术运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组合年龄偏大,体能上处于劣势,发球落区较集中,双方在各项技术得分率上差异不大,但得分手段不同,双方在技术运用上存在显著差异。

云南彝族濮拉人宗教信仰调查报告——以马关县新堡寨为例

本文通过对云南彝族濮拉人村寨的实地调查,描述了濮拉人的信仰及其仪式状况,并从"魔公"、"龙头户"、驱鬼仪式、祭龙仪式、招魂仪式、祭祖仪式、封财门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濮拉人信仰生活的表现形式,以此论述濮拉人信仰文化的现状和变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