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研究

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友兰就曾对唯物史观的个别观点有所吸收和借鉴。之后,冯友兰在党的引领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对《实践论》提出了一些认识与思考,并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积极传播和宣扬马克思主义。人生步入晚年,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晚年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理解,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撰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以及冯友兰融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也提供了两点启示,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

论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

天地境界是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的最高境界,它既有"真"的意蕴、"价值"的意义,还有终极关怀的作用。天地境界在去除利害之束缚、消除有无、动静、内外之分别的基础上,达到超死生、齐凡圣的境界。天地境界的旨归在于给人类以终极意义上的关怀,这对于建立个体人格、建构精神家园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反思之反思——论冯友兰的哲学观

冯友兰从反思的角度规范哲学,阐释了哲学的内容、特征、功能、方法,并通过对哲学与科学、哲学与道德、哲学与宗教、哲学与艺术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哲学的文化地位。冯友兰的哲学观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哲学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

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开创者之一的冯友兰,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哲学观,其中既 包含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又有具体的儒学观、道家观、佛学观等。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重新 解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

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别共殊”

追寻冯友兰文化观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冯友兰关于文化观的所有真知灼见贯穿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思路,那就是“别共殊”,即区分“共相”和“殊相”,这是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横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类型”和“个体”;纵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不变的道德”和“可变的道德”,前一种区分,提供了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差异的途径和方法;后一种区分,告诉我们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形上学沉思的终极进路——论冯友兰之“负的方法”何以晚出

负的方法肇源于冯友兰《新理学》中的一个根本性困难:人们如何能够借助逻辑的形上学观念进入终极的人生境界?《新知言》提出负的哲学方法,意在使人们超越此前的理性纯思,以否定的方式,从形上学观念返归形上学对象,并最终获得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天地境界。有了负的方法,冯友兰的天地境界理论就在哲学方法的层面上取得了合法性。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存在·情感·境界——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

蒙培元思想被概括为"情感儒学",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如果说,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可称为"心性派",那么,冯友兰-蒙培元一系就可称为"情理派"。后者的关键词是"存在、情感、境界",情感是其枢纽所在。这意味着当代思想的"存在论转向"在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体现为"生活情感论转向",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就是因自觉地顺应这个转向而阐发的。

“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逻辑进程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指促使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逐渐展开的逻辑进程,包括胡适的初创、冯友兰的推进、金岳霖的拓展、张岱年的创新、冯契的突破等环节。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冯友兰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爱国主义颂歌——西南联大的校训、校歌、进行曲、碑文

全面抗战爆发,冯先生随着清华大学流亡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民族兴亡"启示和激发"了冯先生的爱国情愫。为了复兴中华,他奋笔创造哲学体系,同时还直接投入联大的爱国活动。他出任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主席,与同仁们殚精竭虑地一起进行创作,其中著名的校歌、进行曲的歌词以及纪念碑的碑文,均出自冯先生之手。冯先生的美文极大地张扬和鼓舞了联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促使了师生们的思想得到净化和升华,为联大培养爱国志士和世界一流人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冯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永垂青史。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对旧理学的超越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新理学既是程朱旧理学的继承，又是 它的新发展。本文在简要说明新理学对旧理学的继承、全面评述新理学的主要思想的基础上，着 重从新理学之新与新理学之妙两个方面论述了新理学对旧理学的深化。

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有不同的表述,他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近代科学的狭义科学与包括古代技术的广义科学混为一谈,也对冯友兰和爱因斯坦的相关问题产生误解。冯友兰问题和爱因斯坦问题都早于李约瑟问题而提出,并且涉及更为深刻的问题,即:数学演绎和实验归纳的逻辑方法为什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冯友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超越方法论层面,深入到"顺从自然"和"对抗自然"的基本人生取向。

冯友兰“存诚敬”思想对大学生成“功”追求的价值思考

《存诚敬》是哲学家冯友兰《新世训》(又名《生活方法新论)》中的第九篇,先生在批判继承古人思想的基础上,对诚敬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方法,诚敬是一种超凡入圣的途径等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存诚敬"是生活中本然规律的要求,其思想作为教导人们如何生活的方法,对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成"功"追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以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研究述评

理欲关系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朱熹是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观点上。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提法,既有辩护者又有批评者。胡适推崇朱熹理学对理性的倡导和其中的平等观念,批评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冯友兰批评戴震对朱熹哲学的误解,指出朱熹所"灭"之"欲"为"私欲",同时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解读朱熹的理欲观。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代学者主要研究了朱熹理欲之辨的内涵,朱熹理学中"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朱熹理欲观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等问题。根据朱熹思想,结合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从伦理、政治和社会历史观三个不同视角来解读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许更有利于理解朱子这一思想的内涵和当代意义。

冯友兰道德理想与民主政治

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是儒家思想的主导精神和基本格局。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内圣外王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现代道德与民主政治进行建构的一种尝试,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范式。

“旧邦新命”与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观念的转向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观念转向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主要是逻辑分析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侧重于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如阶级分析法、哲学派别分析法、唯物史观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冯友兰终生孜孜以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关怀,体现了学者社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