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咏三叹,由景至境——《诗经·国风》中自然景观展现特征及先民审美模式研究

《诗经》是我国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存在,《国风》正是《诗经》的精华。在《国风》诗中,大量的诗歌涉及到了自然景观,而对于《诗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史哲领域,立足于风景园林学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作为描写风景的最早诗篇尚未被研究颇为遗憾。因此将其作为研究重点,首先对《国风》中的自然景观要素进行提取、分类,分析其特点,得出其层次性和分时性的展现规律,以此为基础总结出先民既存型、演化型和类比型三种审美模式,即对中国人原生情感中的自然景观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模式的溯源。寻找中国人对自然景观情感的原始表达,以及遗传意义,以期为现今的风景遗产保护与景观设计提供参考与启示。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郑国涉水诗歌与《周易》“水”隐喻的艺术呈现

郑国诗歌有较多关于涉水意象的作品,其中《郑风·扬之水》《褰裳》以渡水未成隐喻情爱受阻,《郑风·溱洧》《出其东门》则以渡水成功隐喻情爱顺利,这与《周易》经卦中《坎》为“坎险”之水,并以是否“涉川”成功来喻示事情进展的顺逆有互文关系。《郑风·野有蔓草》“零露”对“邂逅相遇”的倾心美好,《风雨》“云雨”对“既见君子”的欢欣愉悦,这些抒叙与《周易》经卦中《兑》为“兑以说之”之水,并以多种形态的水来表现静谧兑悦有互文关系。郑国涉水诗歌整体提喻了《周易》与《诗经》叙述类型的互文同构关系。

清末新政前夕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及影响

清末新政实施前夕,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这次冲突表现出的清廷中枢力量日益“弱化”、央地之间的复杂互动、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诗经世本古义》关于《诗经》学公案的检讨

《诗经》研究史中存在一些贯穿始终、聚讼纷然的公案,明季闽地学者何楷撰写《诗经世本古义》,对相关公案进行了新的推论。关于孔子删《诗》一说,何楷持赞成观点,并认为《诗经》寄寓孔子的礼乐观念。关于《诗序》的作者,何楷认为子夏完成《诗序》原始精神后,后世经师共同参与撰写,东汉卫宏为最终完成者。关于风、雅、颂的含义,何楷辨析,风为诸侯国民歌,雅为一种乐器,颂为讽诵之义,风、雅、颂是后人对《诗经》强加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何楷为诗歌确定作年、拟定诗旨并重新排序。虽然《诗经世本古义》有附会史实之嫌,但是流露出晚明士人借儒家经典挽救时弊的愿望,是晚明学界致用之风的表现。

清代瘟疫学家刘奎学术思想解析

刘奎为清代著名瘟疫学家,少时多病,官运不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其代表作《松峰说疫》等医学论著,在继承《景岳全书》和《瘟疫论》的学术思想基础上加以发扬和深化,严格划分瘟疫范畴,创“三疫”学说;继承并发扬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理念,首创“瘟疫六经治法”;综“瘟疫统治八法”,以解毒为要;同时领先于其他国家学者,较早地提出避瘟预防的有效措施。刘奎的疫病防治理念和方药方法,为传染病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当今疫情防控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毛诗序》之“风”义原始与承变

“风”字起源甚古,是研读《毛诗序》的要旨之一。但“风”义繁芜含混,历来解说诗序之“风”冗杂聚讼,未有定论。通过对“风”义原始的考证以及研判“风化”“风刺”等相关概念的嬗变历程,体认“风”的内涵从自然乐律之义渐次演化为巫术祭祀之助,最终融入政治教化体制的脉络,并明晰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时期,“六义”之名成为“风”的一个更具感召力的新义项,丰富了诗学体系的内涵,其也奠定了影响后世千载的诗教传统基石。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女子铁饼冠、亚军运动员技术特征研究

以我国女子铁饼运动员李艳凤和宋爱民为研究对象,通过生物力学测试对她们的运动技术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李艳凤和宋爱民掷铁饼具有动作幅度大、时间短、出手角度小、完成动作快,技术稳定的特点;李艳凤起转速度低、肩髋扭转小、上肢伸展大、单支撑旋转铁饼加速快,腾空用力早,转换着地重心高,最后用力旋转幅度大、两脚距离长、出手速度快。宋爱民起转躯干扭转大、上肢伸展小,单支撑旋转时间长,腾空和转换阶段速度损失大、身体重心低,最后用力蹬伸幅度大、出手速度低。建议二人增大出手角度;李艳凤减小预摆幅度;宋爱民减小腾空和转换阶段的速度损失,增大摆动半径,加大最后用力两脚距离。

《松峰说疫》中疫病外治特色研究

《松峰说疫》为清代著名医家刘奎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所列的针刮、罨熨、除秽、点眼、塞鼻、涂敷、取嚏、吹药、药浴等外治法,在疫病预防和治疗中有其特色,应用广泛。本文对书中疫病外治特色深入的整理研究,为发挥中国传统医学在预防和治疗现代急性烈性传染病中的作用提供一些思路。

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

北宋都城开封易守难攻,但金军南下,很快却失守了。金军采取诱降和填平护龙河等策略,而宋朝统治集团缺乏应对能力、腐败无能,甚至迷信骗子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终致开封陷落,使一代名城惨遭荼毒。在此过程中,宋朝一些官员甘当金军的帮凶,其行径极其卑劣。

冯拯墓志录文商补

冯拯是宋代三朝名臣,官至宰相。2010年在河南洛阳出土的冯拯墓志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但业已发表的《冯拯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降低了该墓志的使用价值。文章对比拓片,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对冯拯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并就其文字校勘提出商榷意见,以期裨益于宋史研究和古籍整理。

冯京“由商而士”问题探讨——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实例

北宋中期官至执政大臣的冯京,其先人既非高官显宦,也非富商豪贾,只是家境较殷实,因进纳而获得低级官员头衔。冯京是否一定出身商人家庭,虽无法确考,但他及其家庭无疑是上升型社会流动的一个实例。冯京实现社会流动,是由于在科举、联姻、仕宦等方面均获得"成功"。冯氏家庭的兴盛时间仅七八十年而已,又一次表明在社会流动增大的北宋时期,很难出现"百年之家"。

百年《诗经》研究献疑

胡适等近代学者勇于打破传统的禁锢,为近百年来的《诗经》研究做出许多了开创性贡献,其影响至今犹存。自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人们对相关《诗经》的基本问题也达成一些共识: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皆为"乐歌"、《诗经》分"风""雅""颂"三类等。然而相关《诗经》这些基本问题,或者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和思考,有些学术共识也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解。今人理解《诗经》当然离不开前人的启发和引导,但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被一些前人所误导,这些"前人"既包括汉唐人或宋元人、明清人,也包括胡适之、顾颉刚等近代人。只有不断拨开重重迷障,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诗经》真相的研究可能永远是在路上。

民歌的浮与沉

文章从艺术史的角度 ,阐述我国民歌的发展。认为宗周的礼乐文化使民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秦汉以后民歌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 ,隋唐及以后民歌基本是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

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

《诗经》研究向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的研究方式之分庭。"汉学"强调"章句训诂","宋学"强调"义理"的发挥。朱熹的诗经研究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努力在把握《诗经》文本自身意蕴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诗经》与《易》、《礼》、《春秋》、《四书》等所不同的特殊的审美特性———这就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的诠释在于"讽诵涵泳",而"章句训诂"的功夫更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诗经·国风》民歌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诗经·国风》民歌说"渊源于秦汉时期的采诗说,朱熹加以申述,民国时期古史辨派又参照俗世民歌进行考论,遂成定谳。否定"《国风》民歌说"的学者一般从《国风》非民歌原貌、《国风》内容非出平民两个角度切入,本文补证"《国风》民歌说"难以成立。

关于中琉关系中钓鱼岛的若干问题

本文拟对中琉关系中若干有关钓鱼岛的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认为《顺风相送》的成书年代并非是1403年,而是在1571年之后,最早记载钓鱼岛的文献应是编纂于1392年至1485年之间的《闽人三十六姓针本》。史籍记载表明,福建人自明清以来就在钓鱼岛从事渔业生产等活动,是中国对这些岛屿在发现以后实际占有的表现。

南宋诗人巩丰考论

巩丰一生坎坷,然工于诗,多至三千余首,颇受时论好评。只因《宋史》无传,其诗又大多流失不传,后人对其人其诗知之甚少。就现存巩丰诗而言,多抒写眼前景身边事,清真自然,平淡悠远,亦足可自立于南宋中后期之诗林。

论乐语“六体”及其文献意义

"乐"构成古代最早的教育内容,乐教包括乐德、乐语及乐舞,乐语是结合诗乐而进行的言语应答、阐释训练。乐语"六体"之"兴"是一种联想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与运用都是围绕《诗》而展开。道是讲述"乐"所包含的史事,即以事释诗。讽与诵是诗歌朗读的两种方式,体现在乐语中,就是教授国子如何掌握讽与诵的技巧。言语在于学会如何运用诗来交流,"言"侧重于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愿望,而"语"侧重于用诗来回答他人的问题。因此,乐语六体大致可以划分为赋诗、释诗两个层面,由此也形成赋诗文献、释诗文献两类文献。

熙丰诏狱与北宋政治

北宋神宗熙丰时期为了推行新政,防范臣僚结党营私,屡屡兴起诏狱,不惜将涉案大臣送入诏狱严加审讯。下狱受审的大臣人数之多,在此前的北宋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臣僚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从而重创了当时的士风,侵害了宋代优礼大臣之祖制,给当时的朝政造成了重要影响。熙丰时期的诏狱,虽存有枝蔓株连、过度求治现象,但除赵世居案外,并未出现诛杀冤案,总体上仍能遵循祖宗不杀大臣之遗训。熙丰时期一系列诏狱的设置以及诏狱审判制度的制定实施,彰显了宋代的法制,是唐宋变革时期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研究这些诏狱,对于进一步探讨北宋时期的政治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