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世本古义》关于《诗经》学公案的检讨

《诗经》研究史中存在一些贯穿始终、聚讼纷然的公案,明季闽地学者何楷撰写《诗经世本古义》,对相关公案进行了新的推论。关于孔子删《诗》一说,何楷持赞成观点,并认为《诗经》寄寓孔子的礼乐观念。关于《诗序》的作者,何楷认为子夏完成《诗序》原始精神后,后世经师共同参与撰写,东汉卫宏为最终完成者。关于风、雅、颂的含义,何楷辨析,风为诸侯国民歌,雅为一种乐器,颂为讽诵之义,风、雅、颂是后人对《诗经》强加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何楷为诗歌确定作年、拟定诗旨并重新排序。虽然《诗经世本古义》有附会史实之嫌,但是流露出晚明士人借儒家经典挽救时弊的愿望,是晚明学界致用之风的表现。

百年《诗经》研究献疑

胡适等近代学者勇于打破传统的禁锢,为近百年来的《诗经》研究做出许多了开创性贡献,其影响至今犹存。自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人们对相关《诗经》的基本问题也达成一些共识: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皆为"乐歌"、《诗经》分"风""雅""颂"三类等。然而相关《诗经》这些基本问题,或者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和思考,有些学术共识也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解。今人理解《诗经》当然离不开前人的启发和引导,但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被一些前人所误导,这些"前人"既包括汉唐人或宋元人、明清人,也包括胡适之、顾颉刚等近代人。只有不断拨开重重迷障,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诗经》真相的研究可能永远是在路上。

风雅颂分类依据之我见

前人关于《诗经》风、雅、颂分类依据的解说,都多少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又都不尽合理到位。风、雅、颂的分类是以所收诗歌的来源为依据,无论是所收诗歌的客观情势,还是早期整编者的主观选择,都说明诗歌的来源是其分类的首要因素和根本依据,尤其是从他们对诗的具体分类看,自始至终都是以其来源为依据的。

略论《诗经》文学性表现的梯式结构

《风》、《雅》、《颂》在题材内容上,在形象塑造、比兴手法以及语言艺术等诸多文学性因素上,都体现出它们在文学性分布上的不均匀,形成由《风》而《雅》、由《雅》而《颂》三个组成部分间的文学性层层递减的现象,构成一种梯式的结构。诗歌来源、作者及创作动因、描写对象等差异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六诗考

诗的体裁分类，前人有风、雅、颂三分法，风、赋、比、兴、雅、颂六分法二说。六分法来源古老，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原也是歌、器乐、舞蹈的统一，《周礼·春官·大师》的六诗，本是根据歌乐的表述方式的不同。“六诗”基本按风(徒歌)、赋(吟诵)、比(和唱)、兴(合唱)、雅(配器乐)、颂(配打击乐和舞蹈)这种音乐性递增的次序排列，是依乐序设教的。所以，“六诗”本是歌乐的六种表述方式。当口头传唱的歌乐发展成为文本的诗后，“六诗”名称虽得以保存，而其原始功能却丧失了。延用下来的“六诗”职能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赋、比、兴发展为文辞的修辞手法；而风、雅、颂则充当了区分《诗》的内容的类别。

《孔子诗论》与荀子论《风》《雅》《颂》

《孔子诗论》是孔子诗教及后学阐释的产物,基本上体现的是孔子的诗学思想,而先秦最后的儒学大师荀子的论《诗》,与之存在着一些显性或隐性的联系。从《孔子诗论》与荀子论《风》《雅》《颂》来看,二者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这说明《孔子诗论》与荀子论《诗》存在着源和流的学术联系。

《毛诗序》“四始”解——善阁读《诗》记(四)

"四始"是毛公总结出的作诗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要求诗人把诗歌创作和国家的命运、王道的兴废结合起来。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四始"无关。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的“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文献价值。

吴敬梓《风》、《雅》正变二重论辨义

"《风》、《雅》正变"是中国传统诗经学的重要理论,古来争议颇多。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文木山房诗说》这部笔记体著作中,提出了《风》、《雅》之诗的"正变"应从音乐与政治两个层面理解的观点,认为"正变"原本在于乐律而非词句,古乐失传之后则应就每首诗的"美刺"立论,而不应拘于世次。这一观点将正变论的理论来源与其在诗经学发展中的实际功用分开来看,综合考虑先秦诗乐演变历程与强调诗歌政治功能的诗学传统,是清代诗经学理论中很有特色的说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清代邱之稑《律音汇考》关雎琴谱试弹及其关联

邱之在 1 835年出版的《律音汇考》一书是一本有关诗经乐谱的著作 ,它除了对宋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经乐谱》进行了一字多音的实验性总结外 ,还在书中附有律吕谱和琴瑟演奏谱。是今天研究诗经乐谱的重要文献材料。但是由于邱氏在书中根据康熙《律吕正义》的律吕命名体系来改写乐谱 ,使得律名与音名的关系变得相当紊乱 ,无法用传统的观念进行解释。本文旨在厘订邱氏律名与音名的对应 ,从而明确古琴定弦法。另外 ,笔者还对邱氏对诗经乐谱的润腔以及传统诗经乐谱的演唱方法进行了评述。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二元对立”与“极限叙事”——评阎连科的《风雅颂》

《风雅颂》中存在着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之间两组二元对立的结构,它们因小说所采取的"极限叙事"而产生了明显的变形。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深化,不仅欺凌者的压迫和被欺辱者的逃避都趋于极限,而且被侮辱者也存在着向欺凌者转化的可能;而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之间的二元对立却在极限叙事所具有的压力下趋于消散。

《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郑玄“比兴”观浅释

郑玄对《毛传》116个"兴也"的笺注就是对《毛诗序》"六义"中"兴"的诠释,而后人却把郑玄对《周礼》"六诗"的注释当做是对《毛诗序》"六义"的解释,由是混淆了用诗之兴与作诗之兴的区别。然而,由于后人对郑玄两种比兴观念的误解,把用诗之兴当作了作诗之比兴,把本来是作诗之兴又切割为比和兴,遂使毛公"六义"真正涵义不明,郑玄对《毛传》兴体的论述也被抛弃了。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论《诗经》对现实生活的体现

《诗》描绘的是一个自然、真实的世界,《风》《雅》《颂》根源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阶层的作者和不同的描写对象。《风》中的人们歌唱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打猎、耕种、采摘、纺织、守候、等待既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情感的表达。《雅》与《颂》同样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写起,或融入政治因素,或带有宗教色彩,所体现的既是一人之情感也是所有人之情感,皆本于人伦、切近人情。

《风》与《雅》的界限

文章认为,就表现内容而言,《诗经》中《风》、《雅》部分明显不同:《风》更多地表现了个人的感性生活,而《雅》则集中表现了外在的社会生活;就呈现形式而言,二者也存在明显差异:《雅》更注重理性、详尽地阐发观点,能更灵活地运用起兴手法,更少使用语气词与复沓;就作者而言,《风》、《雅》之作者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能力与创造力也大致不同。

阎连科《风雅颂》的正副文本对校与版本修改考察

阎连科长篇小说《风雅颂》共有杂志本、江苏本、河南本、云南本等五个版本。该作品最初在《西部·华语文学》发表后,因为追求艺术完善、出版审查机制的干涉、评论家的批评意见、出版社的营销策略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阎连科对各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删或修改。通过《风雅颂》正副文本的对校,找出各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对副文本的封面、插画、腰封、后记和正文本的人物身份改动部分展开分析,对版本的修改动因和修改效果进行探讨和考察,可以为解读《风雅颂》提供一种新观点,为理解阎连科的文学写作提供一种新视角。

阎连科长篇小说《风雅颂》的版本对校与修改动因考察

2008年,著名作家阎连科聚焦"高校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刊物《西部·华语文学》甫一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批评者认为,该作品明显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作家阎连科在《风雅颂》出版单行本时,对初刊本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修改。后来,阎连科在其他版本中又进行了简单的修改,并对初刊本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还原。本文通过"对校法"找出各版本之间的不同,并考察版本修改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提供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