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论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内涵、争论与运用

社会学模式向社会政治学模式的演化,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中是普遍的,但因文体特征的不同,其转化的途径与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典型问题在20年代便已受到了理论上的关注。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的表面激烈的辩论,可以让我们明白作为小说领域社会政治学模式兴起的直接途径的典型论之具体内涵。在这一辩论中所表达出来的两方面观点,直接奠定了此后约半个世纪典型论问题的总体格局。典型的艺术概括是有一定历史界限的,即只能从处于大同小异的社会环境下的同一社会群的个人里面抽出本质的特点来概括成一个特定的典型。一个文学上的典型,同时一定是这个人物所由来的社会关系之反映。胡风对于典型的特殊性的说明,仅仅着眼于与别的群体及其个人的比较,从而取消了同一群体内各个体之间的差异问题。胡风典型论中的普遍性,受到了阶级的、时代的、地域的种种限制,他是用对普遍性的限制来代替了个体差异性的缺失。周扬对于胡风典型论的缺陷其实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仅仅抓住了胡风忽视个体特性这一点作出修正。然而,周扬恰恰对于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关系没有作出任何说明。这样,普遍性与个体性就互相游离了,个体性成为一种外加在普遍性上的东西。周扬观点的这一缺陷其实也是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上述典型论所存在的共同问题。当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与小说家将人的特点分为共同的与特殊的两个方面时,他们已经犯了割裂两者的错误。其实,个性的生成也有普遍性的原因,正是普遍性通过曲折的途径展现为个性。个性是由先天的气质、性别的差异,经由后天的环境、教育及经历诸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典型问题的突出,标志着普遍性与必然性的上升以及个体性与偶然性的被消解。由于看不到个体性与共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贯通与相互生成,在强调必然性、普遍性的典型论的优势地位面前,个体性与偶然性就成为一种外加的亦即并非有机的成分,这就是小说创作中长时期存在、并愈趋严重的观念化弊病的理论根源之所在。恰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被弄清过。典型论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其势头正愈益健旺。小说领域中的社会学模式的政治化,正是在典型论的健旺发展中完成的。典型论将作者的立场视为写作的第一前提。典型论中内蕴着政治性与真实性、简单的观念设定与复杂的现实的矛盾:在典型的创造中有一种捏塑作用,这种捏塑作用,自必受到作者的价值观以至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典型的塑造又是必须从客观而复杂的现实中取得其素材的。在典型论中,政治性因素本即易于膨胀起来。40年代初,典型理论中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矛盾便已暴露。以典型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学模式的小说观,具有一种消解散文性与诗性的性质。

论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价值与实践意义——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为例证

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富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以当代作家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为例证,为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实证。三位作家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反思和超越的创作实践过程,契合着胡风所张扬的"主观战斗精神",也印证了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价值和实践意义。

宋代梅山峒蛮族属新证——以梅山奉氏家族为例

从新发掘出来的史料论证,宋代新化奉家峒的奉姓"蛮猺",是现今新化县奉家山奉姓家族和隆回县虎形山奉姓花瑶的族源。现今新化县奉家山奉姓家族的本来族属应为瑶族。瑶族在梅山文化的多元构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胡风研究:历史的还原与问题的凸显——对商金林、吴永平、解志熙诸先生胡风研究的考量

在新世纪,商金林、吴永平、解志熙等人在胡风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商金林对胡风1927年到1928年胡风编辑《武汉评论》和《策进》史料进行了详细论证,为学界贡献了新的材料,但其认为现代作家日记、书信中的胡风的负面形象更真实,这个观点似有商榷之处;吴永平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中挖掘了大量史料,但其关于胡风文艺思想是"党的文学"的观点并不全然合理,且论述过程也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解志熙认为胡风主张启蒙优先甚至启蒙优胜论的观点也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总之,上述诸人在为胡风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诸般可供商榷的地方。

论胡风的“宗派主义”

胡风背负"宗派主义"罪名,源于文学批评演变为意气之争。事实上,如果说以胡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那倒是实情。但这个文学流派只表明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追求着文学事业,他们绝不是独立封闭的小圈子,更没有党同伐异的独断与专横。

瑶药走马风的研究进展

走马风,又名小马胎、红云草等,广泛分布于广西、海南等,为瑶药传统老班药"七十二风"中的一种,瑶族人常以此药用于妇科常见病的治疗,但其生药鉴别及药理作用尚不明确。文章对走马风的生药鉴别、化学成分及其于瑶医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进行综述,为走马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李东垣应用风药经验浅析

风药应用是李东垣用药特色之一,这一点在其晚年著作《脾胃论》中尤为明显。当代许多医家对李氏这一用药经验进行探究,但仍有未尽之处,尤其是在具体应用方面,未能凸显出风药的独特作用以及临床选用病机与主症。本文从李氏相关著作出发,梳理原文、推求其意,首先对风药进行界定,之后讨论风药范畴及其作用,最后探究风药的独特作用及李氏应用技巧、用药指征及适应证,以期裨益于临床。

瑶族风水世界——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三江乡为例

风水是我国一门古老的传统技艺,瑶族民众注重风水在生产生活中的运用。学界对瑶族的研究成果颇多,唯独对瑶族风水信仰研究的成果较为欠缺,这给我们全面解读瑶族宗教信仰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基于此,文章选取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三江乡为田野点进行调查,以期对瑶人的风水信仰世界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分析,从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来窥探瑶族的宗教信仰世界,充实人们对瑶族民间信仰的认识。

云南属都湖近百年环境演变的湖泊沉积记录与器测资料对比研究

通过对属都湖湖心钻取的短岩芯Esdr1进行放射性核素137Cs和常规的元素分析,利用137Cs建立精确的年代标尺,开展地球化学记录环境演变与器测资料的对比研究。器测资料表明,近50年来,该地区主要的气候变化特征:1958～1983年,气候偏冷湿;1983～2002年,气候逐渐暖干化,这些气候波动特征被沉积岩芯忠实记录。研究表明属都湖沉积物地球化学代用指标指示的气候演化特征与器测资料可很好的对比印证,属都湖沉积岩芯完整的记录了区域气候变化的信息。

“锋”考

在中国传统农具中,“锋”是什么样的农具,长期以来学术界说法不一,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文章首先介绍了有关专家学者关于“锋”的各种观点,然后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锋”作了系统考究,形成了对“锋”的比较全面的认识。认为:历史上确曾有过名称为“锋”的农具;“锋”应该是尖刃的、不用畜力曳拉的、主要用于中耕的镢类或铲类多用途手工农具;《王祯农书》记载的“锋”可能是古“锋”的一种形式;近代云南大理地区仍在使用的一种尖刃锄,则可能是古“锋”另一种形式的孑遗。

《贞观政要》时间讹误考订十题

《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关于治国思想言论的汇编,书中的记载涉及唐太宗治国的各个方面。历史典籍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错误。根据相关的史料,对《贞观政要》中关于唐太宗与封德彝论选贤的时间、魏征谏阻太宗失信于民的时间、赐李纲步舆的时间等十处讹误进行考订。

甬上宋元五家之一——任士林著述考

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际的浙籍儒士任士林被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称其为"甬上宋元五家之一"。关于其著述情况,一般史料都列出有《中易》《论语指要》《松乡集》,只是《松乡集》之名称多有不同。其实,任士林还曾参与《至元奉化县志》之编写。此外,经考证《中庸论语指要》一书乃《中易》和《论语指要》之误,非任士林之著作。

“风药开玄”理论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中的应用

玄府开阖失司,郁滞不通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基本病机,日久瘀毒内生是病情进展的关键。“风药”理论启自轩岐,承自完素,被历代医家用于开通玄府。风药“升”“散”“躁”“动”“透”“窜”的特性,在现代中医临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拓宽了视野。“风药开玄”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中的运用,包括补虚开玄、理气开玄、剔痰开玄、活血开玄。进一步继承发展玄府理论,探索风药的证治规律,对临床疾病的防治大有裨益。

从功德报偿到“汉家尧后”:刘邦置立巫官与两汉天命论的变迁

据《封禅书》,刘邦曾经置立巫官。其中梁、晋、秦、荆四者,无论以刘邦祭祖、神权统一还是抚慰诸侯作解,都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秦汉之际战争中巫术需求的考察,以及刘邦军队士卒来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刘邦于征战之中,招徕收附的兵丁籍贯正与诸巫相合。刘邦置立诸巫的初衷,与时人功德报偿的观念有关。《汉书》因其中四巫合于刘向所述汉家先祖的迁徙轨迹,遂作割裂剪裁,以为“汉家尧后”之证。这合于东汉明章两朝的时势,也显示出两汉天命论由朴素直接、含混笼统,渐为文饰堂皇、具体指实的变迁。

寻根千家峒,建构瑶学理论体系--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十五

当前,瑶学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1998年以来,奉恒高尽其所能致力于瑶学研究推广和发展,精心组织编写《瑶族通史》和"瑶学丛书",竭力于瑶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服务民族地区发展,推动了瑶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对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