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民国年间豫陕甘大赈灾(1928-1930)

1928-1930年,豫陕甘三省遭遇了空前未有的大旱灾,旱灾迅速发展为饥荒,使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因饥饿而死亡。从1928-1929年初,冯玉祥在解决军事问题的同时,以主要精力领导三省军民通过赈济灾民、抗灾生产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进行抗旱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冯玉祥在不适当的时候发动了反蒋战争,使三省的抗灾赈灾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不仅加剧了灾区人民的负担,使灾民生活更加痛苦,而且加速了反蒋战争的失败和西北军的瓦解。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冯蒋关系的变化十分微妙。在1927～1937年间,冯玉祥对蒋介石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走过了一个"从最初的军事配合到主动联蒋'清党'"到"从武力讨蒋到促蒋下台",再到"从联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轨迹。作者分3个阶段考察了他们的联合与分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冯玉祥集团与河北地区关系探研

冯玉祥集团与河北地区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河北地区时重要人物籍贯遍布河北、山东、吉林、浙江、安徽、贵州等省份。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河北本地人与外省籍生在河北者。如集团核心人物冯玉祥就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其他重要者则有张之江、鹿钟麟、刘郁芬、韩复榘、庞炳勋、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高树勋、邓长耀、张允荣、何基沣、李德全等。这些人不仅官居高位、苦心于权术之争,而且还办了一些对普通百姓有益之事,如建校、办厂、修路、开垦、造林、放牧等。

察哈尔抗战的酝酿:冯玉祥离开泰山移居张家口原因考述

中原大战之后,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被瓦解消散,余部中以盘踞在山东省的韩复榘实力最大,冯矢志反蒋救国,遂把希望寄托在韩复榘身上,到泰山定居亲身去做韩的工作。然而韩复榘不为所动,又私心自用谋求个人扩大地盘,冯遂失望。此时,冯的另一主要西北军余部二十九军被调往张家口,宋哲元成为察哈尔主席。而宋及其部下与冯的私人感情都很好。又,临近察哈尔的热河省麇集了大量的抗日义勇军,然而南京政府坐视义勇军无衣无食的困境,冯认为这些部队可资利用,遂决定移往张家口定居,借助宋部掩护企图东山再起,进而抗日反蒋。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出于其反蒋的现实需要。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积极参与和正确帮助有关,但它的失败又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和前委的极左举措密不可分。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当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冯与中共合作的经历说明,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会主动联共;但当他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对他构成威胁时,就会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同盟军失败前夕,冯玉祥之所以没有公开“分共”,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冯玉祥在陆军检阅使任内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为了压制冯玉祥,将其由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驻兵近畿。冯玉祥一抵北京,即组建陆军检阅使署于南苑。该署编制系参照巡阅使署编制而制订,职权较前有所下降。正因该署是个“闲职”,冯玉祥遂抓住有利时机,于任内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多为人们所称道。及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气焰嚣张,段祺瑞仰其鼻息,排斥异己,冯玉祥以环境恶劣,毅然辞去陆军检阅使,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此后,他致力于经营西北,扩充实力,并于不久投身于国民革命。

对察哈尔抗战的再思考

冯玉祥联合共产党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认为是赤化、割据,万不能容忍,是错误的。冯玉祥主张调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精锐军队,由蒋介石亲自统帅立即收复东北失地,这显示了他对日本、对国际大局不十分了解。其抗战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其急躁、冒进也是不可取的,必然会中日本"速战速决"的诡计。

试析自贡报纸在冯玉祥主持的第二次自贡节约献金运动中的作用

1944年6-7月,冯玉祥第二次到节约献金运动发祥地——自贡,主持节约献金运动,取得居全国献金之冠的佳绩。自贡地方报纸的宣传、鼓动是冯玉祥主持的第二次自贡节约献金运动成功的重要原因。

冯玉祥与冀察“省主席”

河北省主席,察哈尔省主席,都是蒋介石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蒋介石利用这些诱饵,从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先后分化出了宋哲元、鹿钟麟等一大批重要人员。但是,冯玉祥不以为忏,仍与这些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仍然争取他们与自己共同反对蒋介石,也取得了相当效果。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共同抗日,也鼓励这些人拥护蒋介石,积极抗日。这些人大多数也积极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玉祥集团在常德地区的主要政绩

冯玉祥集团在常德,时间只有两年,辖区只有3个县,兵力不到1万人。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军事训练、民政事务、地方建设、对外交涉、兴办文教等方面,都为后来该集团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常德地区应该是冯玉祥集团的发祥地。

战前李烈钧对冯玉祥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

"九一八"之后,李烈钧曾建议冯玉祥在北方起事倒蒋。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李被邀入京,了解到蒋介石有抗战的决心,以及亲睹长城抗战中中方的失败,认识到抗日的艰难。遂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有所理解。从此李烈钧成为调节蒋冯关系的主要中间人。察哈尔抗日期间,李烈钧的主张大体而言是促冯南下与蒋合作,从而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察哈尔抗战之后,李烈钧几次受蒋介石所托,北上劝说冯玉祥晋京与蒋介石合作抗日,最终在其影响下冯玉祥方能不计前嫌参加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协和各方,以促蒋抗战。

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 ,冯玉祥作为旧式军阀 ,凭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 ,毅然高举抗日大旗 ,组建抗日义军 。

钓鱼岛记载始出文献之研究综述

对最早记载钓鱼岛文献的研究结果,目前主要有"《山海经》说"、"《隋书》说"、"宋元针本说"、"《顺风相送》说"及"《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等几种。其中,"《山海经》说"和"《隋书》说"争议较大,缺乏力证。"宋元针本说"虽合乎逻辑,但尚需物证来确认。"《顺风相送》说"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尤其是得到了官方认可之后,几乎成为定说,但因其成书年代扑朔,因而尚存商榷余地。而"《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因原书散佚,看似可信度高,但有待实物来补正。

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再研究

中原大战之后,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非常不满,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责任主要在蒋介石,故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倒蒋。长城抗战之后,李烈钧对抗日有了新认识,认为抗日救国惟有团结在蒋介石周围方有希望,而冯玉祥却仍力谋倒蒋。对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战,李烈钧一方面予以支持,一方面对政府表示理解,从整个局势出发,还是力劝冯玉祥下野南行与蒋介石合作,这才是李烈钧的基本政治态度。

“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原因

冯玉祥一生对日本的认识复杂,早年盲目仇恨和排斥日本,"北京政变"之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和时局的变化,对待日本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主张在爱国的前提下,对日本一定程度的友好合作。"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对抗战时期冯玉祥抗日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刘桂堂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

察哈尔抗战前后,刘桂堂匪军的政治动向是朝秦暮楚、反复不定。刘部先是在热河奋勇抗日,后来又做了日本侵察的先锋。该部又不被日军所信任,遂被李守信和王永清部逼出多伦。在各方的压迫下,刘部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亦曾奋勇杀敌。后来又与方、吉二人虚与委蛇,然后从中渔利,以扩大编制增加饷械。待察哈尔抗战告一段落,刘部遂被宋哲元部逼走,经过数省窜回山东。

冯玉祥集团中的河北人及其事功述略

冯玉祥集团曾是近代中国以来最大的集团,而河北人是冯玉祥集团的核心,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期间,战功卓著。曾任旅长者43名,曾任师长者43名,曾任军长者42名,曾任少将者32名,曾任中将者30名,曾任上将者8名,曾任省政府委员者34名,功不可没。

论中苏建交后苏联对华工作重心的转移

1924年中苏建交后,苏联对华工作重心逐渐发生转移。苏联在与北洋政府仅仅维持着形式上外交关系的同时,开始大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并把援助冯玉祥国民军作为对华工作的新重点。苏联对华工作重心的转移,既符合苏联远东战略利益又能推动世界革命,是苏联对华政策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逐步实施的结果。

冯玉祥集团与甘肃地区

冯玉祥集团管理甘肃地区,前后七个年头,他们励精图治,政绩相当可观。在政治、文教、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程度、生活状况,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