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

《诗经》研究向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的研究方式之分庭。"汉学"强调"章句训诂","宋学"强调"义理"的发挥。朱熹的诗经研究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努力在把握《诗经》文本自身意蕴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诗经》与《易》、《礼》、《春秋》、《四书》等所不同的特殊的审美特性———这就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的诠释在于"讽诵涵泳",而"章句训诂"的功夫更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察哈尔抗战的酝酿:冯玉祥离开泰山移居张家口原因考述

中原大战之后,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被瓦解消散,余部中以盘踞在山东省的韩复榘实力最大,冯矢志反蒋救国,遂把希望寄托在韩复榘身上,到泰山定居亲身去做韩的工作。然而韩复榘不为所动,又私心自用谋求个人扩大地盘,冯遂失望。此时,冯的另一主要西北军余部二十九军被调往张家口,宋哲元成为察哈尔主席。而宋及其部下与冯的私人感情都很好。又,临近察哈尔的热河省麇集了大量的抗日义勇军,然而南京政府坐视义勇军无衣无食的困境,冯认为这些部队可资利用,遂决定移往张家口定居,借助宋部掩护企图东山再起,进而抗日反蒋。

民歌的浮与沉

文章从艺术史的角度 ,阐述我国民歌的发展。认为宗周的礼乐文化使民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秦汉以后民歌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 ,隋唐及以后民歌基本是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

说凤:王熙凤—孔子—曹寅——兼解“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册子画与词中的凤、冰山、末世、金陵、从、令、休等元素,都是相互关联、依存和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中的系统质。楚狂的凤歌:"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而",王熙凤形象假借了"凤歌"的文化因子。她这只"凤"是家政的"从政"者。她威重令行,颇有令名;后贾母亡故,元妃大梦归,靠山冰消,君令抄贾府,家败于金陵,半世性命休矣。这是她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凤是象征,是共名,王熙凤称凤,孔夫子被称凤,曹寅也是凤。"王熙凤",喻指康熙王朝之凤,即曹寅。其先辈"从龙入关"、"扈从入关",曹寅父子三代从政于江宁(金陵)织造六十年,后期又兼从两淮盐政,与康熙王朝相终始。康熙寿终则靠山冰消。康雍易代,康熙"政尚宽仁",雍正政尚"严刻"。在这两种政令下,先被"爱之加诸膝",后被"恶之坠诸渊",革职抄家,万事"休"矣;这是曹家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之义。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察哈尔抗战对冯玉祥的影响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控制汾阳军校,有炮兵团和手枪团也听其指挥。受察哈尔抗战失败影响,丢掉所有本钱,除自身的卫队外成了光杆司令。察哈尔抗战期间,冯玉祥能影响的旧部多为原西北军将领,地方实力派旧部将领未响应察哈尔抗战。其下野后,吉鸿昌未听其命令,原所倚重的汾阳军校师生,亦未完全按其指示听从宋哲元收编。福建事变期间,冯玉祥积极参与,但各旧部无一人出兵响应,使其认识到各旧部将领皆不可倚重。这时,冯玉祥的政治威望下降到谷底。

刘墉的学术倾向及其影响——兼论清爱堂家学

刘墉生当汉学(朴学)极盛的乾嘉时代,但却私淑宋明之学,这与其家学渊源和鲁中地方学术风气影响有关,对当时已流于繁琐支离的朴学,也能补偏救弊。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江永、方苞京师之会的书写与汉宋之争

乾隆五年,江永尝至京师,与方苞论学三礼,此事后世书写不断,成为清学史上一大公案。汉学家们称方苞为学自负,大折服于江永;桐城派人则认为双方皆畅然满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苞本人未有相关记载,而江永视之为人生大事。对各方观点影响最大者为戴震,其褒汉贬宋之意,或可视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滥觞。正是通过持续的历史书写,江永、方苞京师之会彰显出恒久的学术魅力。

由《鄘风·相鼠》第二章看儒家“礼”的观念

礼教是儒家独有的政治教化方式,其通过扩充人的本然善端,规范人的身心活动,从而实现儒家的政治秩序构想。礼教的实现有赖于礼的观念的支撑,对礼的观念的研究可以从分析《诗经》中以"礼"为主题的诗歌入手。《相鼠》是《诗经》中刺君主无礼的作品,其从现实批判出发,通过讽刺君主无仪、无耻、无体,揭示了"礼"的三个维度的要求。《相鼠》第二章承上启下,通过组合"齿—止—俟"三个核心词语,暗示了"礼"的心灵根基、"礼"于人而言心行无间的特点以及"礼"对人道德价值的成就。《相鼠》第二章打通了"礼"的三个层面,较为完整地展现出了儒家立足于"耻",由"耻"及"止(于礼)",由"止(于礼)"及确立人道德价值的"礼"的观念体系,较好地展现出了儒家"礼"的实现机制。

《诗经》邶鄘卫风婚恋诗所体现出来的婚俗

邶、鄘、卫风中的婚恋诗是《诗经》婚恋诗的精华,它反映出那个时期先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和习俗,文章结合有关卫地的史料记载和前贤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探讨了邶、鄘、卫风婚恋诗所反映出的婚俗:同姓不婚的习俗、投赠定情的习俗、婚前占卜的习俗、春秋冬举行婚礼的习俗、婚礼习俗、贵族女子的归宁礼俗和出游的习俗,从婚俗的角度对那个时期的婚恋文化做了一补充研究。

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论崔述《诗经》研究之独立思考

乾嘉时期,汉学鼎盛,大部分学者认为汉儒去古未远,在经学的研究领域要比宋儒可靠,他们识字审音,通过文字训诂以求经书。但也有学者认为汉学琐屑、复古、脱离实际因此倾向于宋学。在诗经学研究领域,学者们也被卷进了这种争斗的漩涡。通过介绍崔述的家学渊源、疑古与考据相伴的学术思潮、汉学研究之弊端等因素来分析崔述诗经学研究独立思考之原因。从沿袭孔子诗教传统、以史证诗与以诗证诗、以情论诗与以俗释诗等三个方面对其代表作《读风偶识》进行具体例证分析,从微观的角度揭示崔述《诗经》研究独立思考之意义和独特性。

《松峰说疫》温疫六经辨治思想探析

《松峰说疫》首提疫病三分法,以正“瘟疫”之名,并以《黄帝内经》的运气学思想以及《素问·热论》六经分证,作为温疫六经病理的基础,借鉴《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体系,运用六经思想辨治温疫,开创“瘟疫六经治法”。《松峰说疫》指出温疫病在三阳经证,宜用泻卫、清解、和法,详加辨别;温疫病入于阳明腑证,因其燥热腑实,当滋阴泻下;温疫病在三阴经证,注重解表凉血,并审经论治。此不仅拓展了中医“六经”辨治体系的化裁运用范畴,亦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等临床相关病机病证的治疗提供借鉴。

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兼论朱熹、毛奇龄推移说对丁若镛的影响

丁若镛是李朝朝鲜时期的易学家。他通过解释《易传》和汉宋卦变而提出"推移说"。此说的基本内涵是以汉代卦气说十二辟卦和中孚小过闰月卦之推移,变出其他五十衍卦,融卦气与筮法为一体,整合了汉易中的卦变法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移易说,又吸收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卦变说。应该说其学是在融合汉宋卦变说基础上而建构起的一种具有新意的学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卦变说的整合和发展,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此说以独特的符号话语阐发了易学中阴阳聚散、升降、消息、推移等变化思想,客观呈显了自然界阴阳变化的不同形式和表现特征,深化了中国古代以变化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