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早期英格兰地权冲突与立法应对——以用益授予为中心的考察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进入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封土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封臣需要向封君履行封建义务且不能自由处分土地。到中世纪后期,封臣广泛借助用益授予进行规避,产生并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地权冲突。都铎早期英格兰处于封建王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阶段,国王亨利八世在对外摆脱教会控制、对内加强国家控制之时,借助议会之手全面规范用益授予以控制土地流动,获取封建权益,树立国王权威。土地立法进程相当曲折,国王通过分化议员与输送利益的方式推动了《用益法》和《登记法》的颁布,很快又因为普遍不满和国内暴动进行了妥协。尽管土地立法效果未如国王所愿,但用益授予获得了合法地位,用益主体之间的信义关系亦得到承认。

金代“岳镇海渎”封祀考论

“岳镇海渎”作为一组演化自中国古代山水崇拜的文化地理概念,是国家疆域和王朝正统的象征。由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在占据中原地区后,为塑造中国大一统王朝形象,比肩唐宋礼乐制定了本朝岳镇海渎封祀制度。金代结合本朝实际,确立了在“四立、土王日”以岳镇海渎所在地长贰官为主的常祀制度,并“遥祀”南岳、南镇于中岳嵩山庙,“遥祀”南海、南渎于东海广德王庙。清代考据大家钱大昕对明昌间加封五镇四渎王爵提出的质疑,实为对《大金集礼》相关记载的误解。在岳镇海渎封祀问题上,金代经历了从“并仍唐、宋之旧”到“皆仍宋旧制”的转变,反映出世宗、章宗之际金代文化的转向与正统性的诉求。金宋双方通过“遥祀”的方式共祀岳镇海渎,使其成为南北共享的文化地理符号,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病人购买行为的价值特征与医院经营策略

本文从“顾客让渡价值”这一最新的企业经营理念出发，通过对病人购买医疗服务的技术、服务、人员、形象等价值分析，以及对货币、时间、精神方面的成本分析，探讨了病人购买医疗服务行为的价值特征，并提出：在开展技术建设的同时应加强非技术性服务；树立良好的医院形象；实行全面质量管理；

百年来《封神演义》研究评论

本文从作者、版本、成书、阐教截教词汇、思想意蕴、艺术价值、人物研究、叙事与传播研究等角度分类爬梳,对百年来《封神演义》研究作了全方位的回顾与评论,也对《封神演义》研究的发展空间和趋势作出评估与预测。

东汉列侯推恩分封问题辨正——东汉侯爵继承制度研究之一

东汉列侯的推恩分封是侯爵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具体有两种:分户推封与另立户邑。其中另立户邑的形式更为普遍,并非迟至西晋才产生。推恩分封在始封侯生前或逝后皆有可能发生,相较而言,在始封者死后推恩是其主流。列侯的推恩分封,其主动权控制于皇帝手中,推恩获封者的爵级多数与始封侯平级,少数会有所下降。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

郡县制实行以来，历经褒贬。在第一期论争中，以唐代为高潮。柳宗元等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与之相反，朱敬则、孙樵等人则认为郡县制度祸害社会，流弊颇深。明末至清中叶是论争的第二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从天下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地方官专任等限制皇权的社会权力结构新模式。然而，他们仍未脱离秦代以来或言封建、或言郡县的窠臼。戊戌变法以来，论争进入了第三期，时人引入了宪政、联邦制等新型社会权力架构思想，对郡县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释，章太炎、梁启超、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改造中国旧有社会行政结构的一些新思想，但因社会环境、思维角度的不断转换，他们的一些重要见解并非一成不变。透视历代有关郡县制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深入思考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出现,均是在原有邦国基础上,获得天下诸邦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产物。诸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对夏朝的政治、文化认同,是夏朝成为王朝大国的根本内在机制;有商一代的“中国”认同,始终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度的推行,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而此间的“中国”认同,也获得了同步发展。

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

自汉武帝限制封国势力以来 ,最早对西周封建表示肯定的是东汉末年的司马朗。不久 ,董昭又提出“修古建封五等” ,但其真正目的在于突破汉代异姓只能封侯的限制 ,为曹氏代汉铺平道路。直到曹魏后期 ,随着门阀势力的膨胀 ,才有人主张从藩屏王室的意义上实行封建。受这些议论的影响 ,司马氏在禅魏前后进行了三次分封。但这些分封最终并没有起到藩屏的作用 ,主要原因是分封制与现行的郡县制和都督制有着深刻的矛盾 ,难以彻底实行。真正加强宗室力量的措施 ,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 。

殷周诸侯体制比较

分封制是周代特有的政治制度 ,周代通过五等爵制严格了诸侯等级制 ,从而建立起尊天子、卑诸侯的严密体制。商代则不然 ,其外服制诸侯以职事服役为主要特征 ;同时 ,无论在控驭功能、制度完善及统治效果诸方面 ,都无法与周代分封制体制相比 ,因而这从一个侧面证明

《封神演义》人物的分类研究

《封神演义》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在小说中标示的意义也各有差异。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这些人物区分为《武王伐纣平话》原有的人物和《封神演义》新增的人物、封神榜上人物与未上榜人物、阐截二教人物与西方教主、神怪人物与非神怪人物等四种。通过四种区分,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讨论这些小说人物的特性,可以更好地把握《封神演义》的总体特征,有助于深化对该小说的理解和认识。

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便与西周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产生矛盾。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一直绵延至汉代,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加以调和。当汉政权逐步稳固、经济恢复并发展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演变为分裂与统一之争。汉武帝采用政治与法律的手段强力推行郡县制,反击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事实上,汉武帝清除分封制并不彻底,一些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如他对同姓诸侯王及王子侯的严厉处置,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皇权易主。

清华简《封许之命》“吕丁侯于许”新解

清华简《封许之命》有“吕丁侯于许”之记载。整理者和目前一些研究者多认为简文所记系西周成王时期分封吕丁于许,建立姜姓吕国之事。简文中的吕丁,当出自传说中四岳乃至更为古老的姜炎集团的后裔、西周初年随武王伐纣的羌戎集团。综合相关信息推测,吕丁或即太公望之子——丁公吕伋。周初武王封文叔于许一事,文献记载,向无二致,历来不存在任何疑义,在缺乏更具说服力的材料支持的情况下,《封许之命》整理者用学术界迄今仍尚存在诸多重大争议的谥号作为证据,忽略传世文献所记周武王时封文叔于许的事实,就显得证据薄弱。征伐越戏方之后,吕伋很可能即奉王命率师驻扎于越戏方附近的殷商故畿一带,或即清华简《封许之命》所说的“吕丁侯于许”。

论明代云南亚分封制

明朝在云南实行的亚分封制,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封制度或土司制度,也有别于以流官为特征的省府州县制度或郡县制度,而是介于分封制度与省府州县制度之间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管理体制。受封的云南沐氏家族嗣爵执政者不是真正的诸侯、藩王、土司或流官,却同时兼有诸侯、藩王、土司和流官的某些特点和权益。亚分封制的出现与存在,虽然是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也造成过负面的影响,但是它为稳定云南社会秩序、改善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存环境、进一步开发和建设云南、稳固西南边陲、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秦统一进程中的分封制

分封制是秦人立国的制度基础,对秦国的政制发展有制约作用。商鞅变法时的秦爵制并未突破"天子—诸侯"的基本政治框架,是其制约作用的重要体现。随着秦惠文君称"王",秦国开始效仿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模式,陆续在本国内分封大量君、侯。伴随着秦国君主集权的发展,君、侯的受封对象大体呈现宗室、外戚、异姓功臣迭兴的态势。而每一类分封对象在其初期皆对君主集权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分封甚至可以视为对秦统一路径的探索。秦始皇将侯爵析为两等,分封彻底名号化,后来他力排众议,不行封建,应当与抑制封建的一贯思路有关。

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分布态势与周初东封

晚商时期,当商王朝的势力在北方、西方、南方和东南部退缩时,唯有东方地区聚落分布密集,文化繁荣,与殷墟文化关系也最为密切。周初所分封在东方地区的近二十个姬姓、功臣及姻亲邦国均位于晚商文化的分布区内,说明这些封国主要是管控东方地区势力强大的殷遗民。

凤翔南指挥西村商周墓地再析

本文利用近年来陕西大周原地区商周时期陶器分期编年的新认识,重新讨论凤翔县南指挥西村商周墓葬的时代与墓葬内涵的差别,进而探索西村墓地的形成过程,并观察"新族群"融合的历史经过,透过小型聚落的族群重组以研究周人分封制度的发展。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

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秦文化的社会基本组织,西周时期表现为以秦文化为主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春秋中晚期以后,出现了秦文化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来源的人群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的现象;到战国晚期,不同来源的人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中并埋入同一墓地,遂已成为一种由地缘关系维系的地缘组织。秦文化中处于统治集团的人群,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的束缚,出现了凭借个人的行为或能力而进入的特殊人群,开启了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统治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统治转变的进程。到战国晚期以至于秦统一后,进入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不是通过血缘关系,而是通过个人能力而获得这样的权力,从而使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变进程趋近完成。而维系社会基本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化,以及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从世袭到选贤的变化,则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西周宗盟考论

宗盟是以周天子为盟主、在宗庙中举行、包括治下的所有诸侯国参加的集会盟誓活动。周王朝通过宗盟建立起封国的等级次序,"宗盟"的基本原则是"异姓为后",其中包含了"亲同姓"、"后异姓"、"远庶姓"三层含义。宗盟体制是西周王朝对封国结构最初的政治规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