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被撤并乡镇驻地集镇打造城乡融合节点思路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被撤并乡镇原政府驻地集镇作为“由镇变村”逆向城镇化发展的特殊类型,分布量大面广,是城乡融合、差异互动的重要节点。通过对浙江省不同地区50个被撤并乡镇原政府驻地集镇发展情况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其面临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两不靠”的尴尬困境,未能发挥在特色产业、居住功能、文化价值、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应有价值,发展严重滞后。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战略背景下,发挥好老集镇城乡融合节点作用,加快推动转型发展,对于消除新型城镇化发展盲区、优化城乡发展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枫桥经验”提升河北基层治理效能研究

“枫桥经验”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治理理念、经济形态、科技水平等的变化与发展紧密联系。新时代,践行“枫桥经验”应秉持国家主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和基层各方共治共享的实践逻辑。河北省基层治理存在党建机制不完善、减负不到位、队伍建设有欠缺、社会矛盾叠加影响等问题。因此,要提升河北省基层治理效能,应为基层政府和居(村)委会减负,腾出手解决群众事;发挥基层党建统领作用;强化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同时发掘社区、农村能人;扎实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探索创新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释放科技能量,实现行政管理与群众生活的共享互联。

从“枫桥经验”到“西畴新现象”——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与探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保障广大村民合法权益、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面对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老大难”问题,西畴县深刻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矛盾凸显期的矛盾特点,日趋探索出西畴特色的“矛盾不上交,千村不发案”的“西畴现象”。在持续巩固发展中,西畴人民初心不改、笃行致远,多元协同推进“五治融合”,形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千村不发案”的“西畴新现象”,化“治理困境”为“智理道路”,推动社会治理向前端预防转型,构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促使乡村振兴焕发新活力。

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研究

随着高校治理体系的不断创新,特别是“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枫桥经验”在高校基层治理中展现出了新的活力和应用价值。研究发现将“枫桥经验”融入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深入总结、发展和推广“枫桥经验”基层治理方法,可以为德治、法治、自治和数治相融合的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基层治理提供学理支撑,在发掘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和时代特色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及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实践经验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的重要突破口。笔者以浙江省湖州市鲁家村、渚山村、荻港村为例,对其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得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与对策建议。研究认为,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立足客观实际,因地制宜;强化乡村产业规划引领,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擦亮乡村产业发展的生态底色;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大胆创新机制模式,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从精准定位和重塑乡村功能价值、因地制宜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加强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育引进、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方面提出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对策建议。

海事行政执法投诉举报矛盾防范化解对策研究

通过介绍海上“枫桥经验”在舟山的探索与实践,阐述了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的借鉴意义,以舟山海事局践行融入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的主要做法为例,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当前海事行政执法投诉举报的主要特点及预防化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化解执法投诉举报矛盾纠纷的思路与对策。

“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

历经半个世纪的"枫桥经验",至今依然是我国政法系统综治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个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经典样板。岁月的冲刷非但没有使之黯然失色,反而使其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历史和时代内涵。"枫桥经验"能成为我国治理经验中的常青树,这与其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分不开的。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经验,是强化社会管理、实现地方善治的经验,更是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经验。本文梳理了"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枫桥经验"内涵的延伸和拓展,以及现阶段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地方善治的重要现实意义。

“网上枫桥经验”浙江实践及其创新

“网上枫桥经验”是互联网治理的产物,是“用网”和“治网”的“枫桥经验”,是根据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智能化的内涵所提炼出的新概念,是传统“枫桥经验”在治理领域的扩展和治理方式的创新。浙江省积极践行“网上枫桥经验”,在普法、问政和舆情管控、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金融风险防控、矛盾纠纷化解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网上枫桥经验”的浙江实践重视通过网络公共治理平台来整合资源。但是,智能化如果没有人性、人权、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加持”,如果没有民主、法治的基础保障,极易发生异化。所以,浙江的“网上枫桥经验”更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内融外联: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浙江经验”

加强创业教育是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浙江省的创业教育走在全国前列,其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业教育形成了一些可供推广的经验做法,概而言之就是“内融外联”。“内融”即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全体学生,“外联”即创业教育实现了校政企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内融”“外联”分别与内创业理论和三螺旋理论深度吻合。构建创业教育的“内融外联”模式,在高校内部要从管理体制、课程体系、实践平台、师资队伍等方面打造创业教育的融合机制,在高校外部要通过融入区域、资源共享、校政企协同来形成协同联动的创业教育生态圈。

“枫桥经验”推广中地方传统文化治理经验整合路径探析——以H省B村为考察对象

“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然而,学界对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缺少深入研究。通过对“枫桥经验”传统文化治理资源的梳理总结,以H省中部B村为考察对象,深刻揭示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和路径。研究发现,非枫桥地区在新乡贤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乡俗民约等方面具有潜在治理优势,但也存在缺乏政策机制保障、法治思维规范和先进价值观引领等困境,需要通过机制保障、法治规范和价值引领等路径,重构乡村传统文化治理资源,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枫桥经验”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从2019年冬蔓延至今,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疫情防控常态化过程中的纠纷情形较平时更为复杂,涉及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对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公安机关应学习“枫桥经验”中处理二者关系的做法,变“硬治理”为“软治理”,在“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中平衡二者关系,做到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用好“三治融合”,从而提升服务水平、推进疫情防控、解决涉疫纠纷,从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路径优化研究——以浙江省浦江县3个行政村为例

“三治融合”作为一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对于解决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具有现实性意义。通过实地调研浙江省浦江县3个行政村的“三治融合”治理实践,发现存在着因集体经济发展和内生动力不足、党建引领作用未充分发挥而引起的“三治”关系紊乱、“融合”不畅等现实张力。实现“三治融合”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引,以多渠道高质量发展集体经济,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以坚实物质基础增强村民凝聚力、向心力为根本,以基层党组织日益加强自身引领作用为核心,通过在理论上理顺“三治”关系,以现代数字技术赋能“三治”促进全面融合。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实现进路

“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这一基层治理经验上升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高度。“枫桥经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新时代表达,亦是基层自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需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逻辑上的高度契合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意涵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视角,有必要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和构建平安和谐社会五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路径的探究。

“五水共治”与社会治理刍议

通过分析浙江省"五水共治"决策内涵的文化意蕴、系统关联性、联动特性和本质属性,指出了"五水共治"实质上体现的是社会治理。"五水共治"积极而深刻地响应了现实之所求、时代之所需,既是浙江省水资源管理的突破口,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点,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能动开展诉源、案源、访源“三源共治”研究

案源治理、访源治理与诉源治理紧密关联、高度耦合,是矛盾纠纷在不断发展阶段的不同治理样态,涵盖了矛盾纠纷从产生到发展、从诉外到诉内、从受理到解决的全过程,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和专业优势,对矛盾纠纷进行“全生命周期”治理,力促矛盾纠纷依法及时有效化解的核心关键。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必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以更加能动的姿态开展诉源、案源、访源治理,全面融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并在其间逐步完成审判工作现代化的历史变迁。

探索以大型水库为牵引推进中小流域系统治理与国土空间格局重构——以楠溪江流域为例

为探索中小流域的系统治理与县域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基于“幸福河”理念与“系统治理”方法,以永嘉县楠溪江流域为例,围绕“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等方面,以流域规划的大型水库南岸水库为牵引,研究重构流域防洪新格局、重建健康水生态、重造供水新格局、重塑河口空间新格局,为中小流域系统治理与县域空间格局重构探索一条新路,助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研究大型水库在流域治理与区域空间大格局重构中的定位与作用以及布局等,是一种探索与创新。

信用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对策建议——基于浙江省特色小镇的案例分析

以浙江省特色小镇为案例,探索信用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特色小镇信用治理面临传统手段具有行政惯性、信用数据跨部门和层级共享存在障碍、新型治理长效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等现实困境,基于浙江特色小镇信用治理中信息经济型、乡村旅游型、特种装备型和贸易融通型四种典型经验模式,提出以自治、智治和共治原则,根据创新创业、金融创新、旅游休闲、历史文化和对外贸易等不同特色小镇特征,实施差异化信用治理举措。

扶贫与发展的有效结合——浙江省扶贫实践探索及其对2020年后中国扶贫战略的启示

以“扶贫与发展”为逻辑框架,从扶贫主体、扶贫标准、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范围和扶贫投入六个方面对浙江省贫困治理的实践探索进行梳理,浙江省精准扶贫的体制和政策创新实践可总结为: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合力的扶贫格局,实现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建构科学精准的贫困户识别体系,实现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与保障式扶贫并重转变,实现由聚焦农村扶贫向城乡统筹一体化扶贫转变,实现由区域扶贫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应对2020年后中国扶贫战略有四个对策:有机协调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扶贫力量,制定相对贫困治理理念下的新贫困标准,建立城乡统筹贫困治理组织体系,构建基于权利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