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居民二胎或三胎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生育率断崖式下降形势下的江苏省南通市居民二胎或三胎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于江苏省南通市居住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其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生育二胎或三胎的意愿,分析影响二胎或三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共发放1090份问卷,有效回收1086份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63%,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732,效度系数0.792。结果1086名居民中,有生育二胎意愿或已经生育二胎的占比32.87%,无意愿生育二胎的占比67.13%;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业、生育情况、理想的孩子个数、理想的头胎生育年龄、生育后幸福程度、本人兄弟姐妹个数、头胎生育年龄对于二胎的生育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086名居民中,有生育三胎的意愿或已经生育三胎的占比2.95%,无意愿的占比97.05%;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生育情况、理想的孩子个数、理想的头胎生育年龄、家庭收入、生育后幸福程度、对于三胎的生育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居民不愿意生育二胎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时间、精力(83.13%),育儿成本高(71.88%),经济压力大(65.16%),居民愿意和不愿意生育三胎的原因与二胎相似。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工作状况是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结论南通市居民二胎生育意愿不强,生育三胎意愿极低,时间和精力、经济压力、社会保障体系是影响居民生育二胎、三胎的重要因素。

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及教育路径探究——基于两次调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生育价值观是未来人口走向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基于两次横断面调查,从生育价值认知、生育价值判断和生育价值选择三个方面了解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生育价值观内容的认知基本正确,但与主流倡导仍有一定差距;个体特征是影响生育价值观的主要因素,国家政策对其影响甚微。大学生生育价值取向多元,“优生优育”“子女性别平等”等价值观深入人心,“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占据较高比例,大学生对生育价值的评价稍显消极。调查还发现,大学生生育意愿低下,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仅为1.37,且呈下降趋势,有三孩生育意向的大学生占比不到10%。新时代加强大学生生育价值观教育,要明确男女平等、优生优育、适龄生育、积极生育、尊重生育价值等教育内容,要丰富教育方法,夯实课程载体、强化活动载体,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建设积极有利的校园环境、营造温馨有爱的家庭环境。积极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价值观,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对三孩生育意愿调查分析发现,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已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并不高。主要原因是:经济抚养教育能力、有没有人帮忙照顾孩子和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需要从婚恋观念宣传教育、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住房租购政策支持、教育资源配置、税收政策调整、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配套建设。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城市育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城市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为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2012年开展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1972人，其中1730人（87．7％）期望在23～28岁生育；1618人（82．0％）期望生育2个孩子，其中1600人期望儿女双全；当仅生育一个孩子时，倾向于男孩（51．2％）的比例略高于女孩（48．8％）。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越来越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但意愿生育数量仍高于城市人口，且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向，应该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一步加强性别平等教育。

生育新政之后民众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析——以湖北黄冈市区市民生育意愿随机问卷调查为例

基于2015年湖北黄冈市区育龄夫妇家庭生育意愿的随机问卷调查,从文化、经济、社会、个人等因素分析当代生育家庭主体——年轻夫妻不愿意多生的原因,以及不同因素中各层次人群生育意愿差别,并给出新政遇冷相应的政策意见。分析显示,婚姻状况、职业类型、文化程度、子女个数等因素对人群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和已婚者相比,未婚者更可能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体制内工作者比体制外工作者更可能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文化程度越高,越不会选择生育二孩;子女个数越少,越可能愿意生育孩子。建议及时完善配套的新生育福利政策,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忧,让年轻家庭生得出、养得起,使社会步入代际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层面。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五大城市已婚青年调查数据,以非双独夫妇作为参照,对"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同时,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除了不同城市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生育率变动的预测,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全面二孩政策下重庆市不同流向区域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重庆市户籍流动人口按不同流向区域划分为市内流动、流出到西部地区(不含重庆)、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四种类型,分析比较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重庆市不同流向区域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重庆市仅有17.89%的流动人口明确打算会再生育一个孩子,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一孩年龄等变量影响着重庆市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结果还发现,重庆市不同流向区域流动人口之间的二孩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已在流入地买房对不同流向区域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有着明显不同,市内流动和流入到西部地区的近距离流动人口中,已在流入地买房者比没在流入地买房者生育二孩的可能性高出20%以上,而流向东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其可能性两者相比却还要低10%以上。一孩性别也对重庆市不同流向区域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一孩为男孩相比一孩为女孩的流动人口,中部地区打算生育二孩的可能性低64.4%,而市内流动样本两者的可能性相比还要高出2.7%。

“全面二孩”政策下农业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沈阳市的调查分析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通过对沈阳地区农业流动人口进行实地调查,对该地区农业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前后,农业流动人口对待"二孩"的态度方面也发生了一些转变,但当前阶段农业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较高的养育成本是农业流动人口不愿意生育"二孩"最主要的原因,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农业流动人口生育间隔时间多选择在0~3年。进一步对农业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26~30岁这一年龄段、现居住地为乡镇、流动时间对农业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呈现正向影响,在沈阳的时间则对其"二孩"生育意愿产生负向的影响。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卡方检验在二胎生育意愿分析中的应用——以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为例

为了解北京高校教师的二胎生育意愿,对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已婚且有1个子女的教职工进行调查。首先借助EXCEL对调查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之后基于卡方检验理论建立相关性分析模型,得出收入、头胎性别、长辈帮助这3个因素与二胎生育意愿显著相关,高收入、头胎为女孩、有长辈帮助照顾孩子的家庭二胎生育意愿更高。数值计算部分借助了SPSS统计软件。

遵义市不同类型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分析

通过调查遵义市350名城镇育龄夫妇,以探究全面二孩政策下遵义市不同类型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结果发现,育龄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偏低,为26.9%。而且不同类型育龄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不相同。具体来说,家庭类型为"非双独"相比"双独"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更高;月均收入为"3000元以上"相比"3000元以下"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更高。

农村育龄妇女生育偏好现状考察——以湖北省为例

利用对湖北鄂州、黄石、仙桃三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性别偏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育龄妇女仍存在一定的男孩偏好;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和"传统文化"为性别偏好两大主要影响因素;育龄妇女文化程度越高越不会具有男孩偏好;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的育龄妇女越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据此,从弱化生育性别偏好角度探讨了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

单独家庭生育二孩意愿的分析——基于武汉市1093户单独家庭的调查数据

为了解"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单独家庭对待生育二孩的态度,预测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量,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武汉市符合二孩政策的1093户单独家庭进行了调查。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统计分析和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调查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比例仅占22.8%,有44.3%的家庭明确表示不想生育二孩。影响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父母的态度、一孩年龄、理想生育间隔、妻子年龄。本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政策放开不会对性别比例造成很大影响;打算生二孩的比例仍然很低,"能多生的"与"允许多生的"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提高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需要在能力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女护士二孩生育意愿调查

目的 :调查"全面两孩"政策下女护士二孩生育意愿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符合标准的104 412例女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二孩生育意愿、人口社会学特征、自我效能感等资料。结果 :38.4%的女护士明确表示无二孩生育意愿,31.4%的女护士持不确定态度,30.3%的女护士明确表示有二孩生育意愿。年龄、文化程度、职称、个人年收入、婚姻状况、科室、所在地区、自我效能感进入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程。结论 :年龄、文化程度、职称、个人年收入、科室、所在地区、婚姻状况及自我效能感是女护士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漳州地区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下漳州地区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助力漳州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方法:采用自制问卷《漳州地区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就漳州市区县随机调查和筛查获得的539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①漳州地区二孩生育问题得到大学学历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更多关注(占73.1%、44.5%));②总体上看,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多数(57%);③性别偏好上看,认为"男孩女孩都喜欢"的人群占多数(84%);④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生育二孩(占64.9%),并且生育二孩能够增强家庭幸福;⑤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在性别、婚姻情况、是否是独生子女、配偶是否是独生子女(未婚者不计)、年龄和月收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sig=0.024、P<0.05,sig=0.000、0.007、0.001、0.000、0.003、P<0.01);⑥年龄、抚养照顾孩子的精神压力、周边朋友生育二孩的影响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具有显著影响(Sig=0.042、0.038、0.039,P<0.05)。结论:本次调查突出的有六大发现。资政参考:在助推漳州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和构建生育文明上具有多方面参考意义。

千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查与分析

根据2002年8月在湖南省进行的一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本文分析了人们生育意愿的一些变化特点,并就如何更加有力地引导人们生育意愿的健康变化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

人口生育是一国劳动力生产的唯一途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执行的基础上,我国的人口数量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然而,现阶段为了实现人口优生优育,我国需要完善现行生育保险制度,把游离在生育保险政策之外的育龄妇女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使其孕育行为处于医疗"干预"下,在保障男女劳动力合理流动、妇女权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实现我国人口优生优育,为培育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