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作为当代大学转型发展的新取向与教育教学的新内容,创新创业教育旨在基于学生个性培养更具开创性的社会建设人才。从场域的视角看,形成教育新惯习、建构行动者网络与实现主体同场共生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的必然要求。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中存在既有惯习挟持、专业壁垒掣肘、隔“场”喊话盛行等问题,阻碍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为此,需要全员行动,超越教育惯习同场域结构的消极互动关系,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微观行为与宏观结构在中观场域的层面走向统合。具体路径是基于文化生态激活主体内生动力、基于组织生态贯通协同育人体系、基于管理生态优化环境保障机制。

基于内生僵局的非线性制度变革研究:以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为例

目前学界对制度变革给予较大关注,但主要基于“行动者中心”视角,聚焦按阶段顺利开展的制度变革过程。本研究脱离这一线性轨迹,基于多主体互动视角,研究了不同组织场域成员目标一致性在制度变革中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深入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基于内生僵局的非线性制度变革过程。研究表明,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制度变革经历了三个“目标背离—临时制度方案—内生制度僵局—新目标背离”的循环后,制度变革才彻底发生。内生制度僵局是目标背离的结果,而组织场域内制度空隙是影响僵局规模和破坏性的重要因素。同时,僵局引发组织场域成员目标转变。每次僵局后,至少有一类成员对自身目标和行动进行调试,从僵局中找到新的发展路线。正是在这种反复的僵局和调试中,制度被不断解构和重构。最终,组织场域成员目标聚合,制度变革得以实现。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发展轨迹反映了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制度变革的过程,也说明了组织场域成员目标一致性及制度空隙在制度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从维稳式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群体性冲突治理的困境、超越与重构

传统维稳式群体性冲突的治理模式,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采取封闭式决策与自上而下的宣教模式,以压制对抗、以权代法的思维处置冲突,压制了社会活力和公民自主性,难以满足公民意识觉醒、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需要。而花钱买平安、法不责众、妥协退让等息事宁人的维稳式治理,又强化了通过扩大事态、抗争获利的社会认知模式,使群体性冲突的治理陷入困境。超越困境,首先,借鉴多中心治理中的＂平等参与＂＂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理念,避免社会治理权力的政府垄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商合作的治理体系。其次,从信息发布、利益协调、防范预警、及时回应与学习反馈等方面重构治理体系。最后,以激励与约束相匹配、权责利相统一为原则再造群体性冲突事件善治的实现机制。

基础教育公立学校教育集团建设的实践途径研究

北京市集团化办学存在多种有效的实践模式,不同实践模式的工作任务和支持系统略有差异。如何从实践层面推动基础教育公立学校教育集团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论述,一是教育集团建设的场域层面,二是教育集团自身。教育集团的"场域"问题是研究教育集团建设的重要焦点,涉及到的主要行动者包括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专业机构、家长群体。教育行政部门是教育集团外部合法性的赋予者,专业机构是教育集团专业能力提升的支持者,学校是教育集团建设的有机主体,家长是教育集团建设的需求者与合作者。而在教育集团自身发展层面,要注意制度安排的"名实合一",文化建设的"和而不同"以及集团公共目标的"价值共识"。

制度变迁视角下中国制度改革研究: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具体的制度改革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外部环境,以及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层面的基本规则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影响。在具体的改革组织场域中,改革的成败也取决于场域结构、场域中的改革制度安排以及场域中改革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制度改革进行全面研究,应聚焦制度改革过程,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性地结合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多层次制度过程分析框架,建构一个包括社会环境、组织场域与行动者分析多层次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从某一结构维度深入探讨中国制度改革背后的制度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制度改革过程中结构与行为的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制度改革的一般性因果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度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

质量放大因子对搅拌摩擦焊接插入过程的影响

质量放大因子是显式有限元计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文中通过研究质量放大因子对搅拌摩擦焊接插入过程温度场的影响,优化了搅拌摩擦焊接过程温度场的三维显式有限元计算方法.在文中的计算条件下,当质量因子为106时能获得比较合理的温度场,而计算所需时间明显减少.模拟温度与文献试验数据吻合较好.结果表明,质量放大因子对搅拌工具的下移距离和计算时间有较大影响.

媒介场域理论观照下的“长尾剧”——从电视剧霸屏到网播剧回流

互联网时代的网播剧回流现象频频发生,其与传统电视时代的电视剧霸屏现象形式极为相似。根据布尔迪厄媒介场域理论观察分析,媒介场域的变化及场域内行动者、惯习和资本争夺的转变造成了两者本质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长尾剧"现象是媒介场域改变过程中一系列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分析其在新旧媒介场域内的诸多变化,有助于深入思考该场域的未来发展。

“还我土地”: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村民抗争——以徽村调查为例

文章以场域中的行动者为理论视角,在徽村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徽村村民拦车事件这一集体抗争行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徽村村民先后采取了举报与上访、暴力抗争、日常抵抗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徽村旅游场域的结构变迁。

二人台戏班艺人生活现状调查——以内蒙古土右旗腾飞二人台艺术团为例

通过对内蒙古地区二人台戏班艺人的来源与流动、职业化水平、艺人的日常生活与婚姻家庭、艺人的生活水平等生活现状的调查,发现二人台艺人对自己的职业有很高的认同度,但对自己的表演水平大多数人不自信。这源于艺人自认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把官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考察民间文化的得与失,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可行,还需要人们的重新考量。

农村社区组织系统建构的三维框架阐释

在转型农村社区组织系统的"结构—行动"互构性解释框架的视野下,系统结构和系统主体互动效果的体现,都是在具体情境场域空间进行展示的。农村社区组织场域系统制度、行动者和环境三要素互动的规则和秩序,在组织的社会行动和制度博弈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结构化趋势的同时,具体可交易的场景也对社会互动与后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度性限制。这种彼此塑造的甚至矛盾化的发展过程,推进着农村社会机制创新和结构变迁,实现着农村社区组织系统的动态发展和路径演化。

法律与实践分离的逻辑及原因

随着法治进程不断加速,诸多法律实施的场域仍不同程度存在着法律与实践分离的共性问题。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中,法律与实践分离的逻辑,呈现为法律行动者用下位法架空上位法,市场逐利者裹挟地方政府,然后由幕后违法走向台前违法,以内生违法推动外生违法。推动法律与实践分离的主要原因是由官本位的文化浸润、权力结构失衡下的考核机制、制度结构失衡下的获利机制、社会底层向上流动乏力和法律内化驱动力有限等系统因素综合导致的。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解密》在西方文学场域的译介过程研究

社会翻译学研究旨在解释译作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小说《解密》的作者、译者、版权经纪人等人类行动者及原作、商业出版社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场域资本和场域惯习特征,可以分析各行动者通过资本转化、相互连结构成译介行动者网络从而改变原有场域结构的过程。研究表明:与其他文学作品对外译介过程相似,小说《解密》译介过程中作者、原作及译者的场域资本在网络建构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专业版权经纪人和商业出版社运用其惯习和资本对原有场域施加影响、助推译介成功是该小说译介成功案例的显著特色。

文献保护实践的场域位移及其影响:以社会实践理论为框架

针对文献保护研究的理论不足、视角单一问题,将文献保护视作一种实践并在社会实践理论的框架下给予关系视角的关照,能够为文献保护及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文章以建构文献保护实践的场域为重点,设计了社会实践理论框架下的文献保护研究的步骤和方法。研究发现,文献保护实践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发生了场域位移,从原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场域逐渐位移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场域。伴随着这一场域位移,文献保护实践措施日益多元,文献保护类型学框架得以重构;而围绕着文献这一保护对象的保护行动圈不断拓展,行动圈中原有或新进的行动者,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在新的场域中保持或者获得更佳的位置。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整体性解读

布迪厄力图以其独特的“实践”概念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外开拓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第三条理论道路以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理论理性的局限性,孜孜以求地构建一种反思性的社会理论范式——实践理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习性”、“资本”、“场域”等概念都不是孤立地被界定的,而是经由实践贯穿整合并在实践理论整体中被界定的。布迪厄策略性地引入“行动者”,以“习性”“资本”“场域”等核心概念的有机关联为架构,构筑了以行动者为载体、以习性为前设、以资本为依托、以场域为空间、以实践感为逻辑的实践理论。

中国文学在西方多媒介传播的社会学分析——以莫言《红高粱家族》为例

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莫言《红高粱家族》在英语世界从文字媒介、影视媒介、翻译文本媒介,再到网络媒介的多媒介交互传播过程。在此过程中,影视、翻译文本、网络等传播媒介与作者、导演、译者、原作及译作等行动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媒介交互传播行动者网络,有关行动者通过资本的运作相互连结,形成文学场域、影视场域、翻译场域及互联网场域的互动,使得行动者网络有效运行,从而推动了该小说在西方的广泛传播。研究表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依赖“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也需要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各种媒介的互动。

行动者与场域的交往与平衡:2017年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与机构分析

对2017年度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统计分析表明,第一作者署名总量变化不大,作者平均发文数量连续3年相似,为1.18篇。高等教育研究的"活跃作者"与"核心活跃作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从整体看,高等教育研究场域稳定性超越了流动性。就学生主体而言,硕士生、博士生发文总量与2016年持平,博士后发文量大幅上涨。作为机构行动者的总体格局亦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研究核心生态差异性增大。通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研究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异动正在逐渐减少,行动者与场域的交往呈现一种平衡的状态。

教育改革中的制度创新:理论阐释与行动框架

教育改革过程始终伴随着制度变革与创新。制度创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制度可以规约人的行为,人也可采用适当的策略进行制度创新。影响行动者策略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场域制度化程度和行动者位置,二者相互作用。其中,教育领域中的成熟场域和萌芽场域的区分是相对的。边缘行动者倾向于运用说服策略以及联合其他场域的行动者开展制度创新,而核心行动者往往倾向于运用强制性权力。随着改革的深入,两类行动者间的互动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基于国别地缘环境视角解析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

2021年2月缅甸军方再度接管国家政权后,其国内民主化改革进程戛然而止,再次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然而,已有学者大多从政治、经济等单一性要素,或从多行为体间利益斗争的视角入手,缺乏多要素、多主体、多时空维度的综合分析视角对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和未来前景的研究。随着地缘环境研究日益体现出跨尺度耦合、多元地缘体博弈和跨领域间互动等分析理念,本文将国别地缘环境分析理解为一个视角,构建其解读民主化改革的一般思路和框架;以缅甸为例,探讨不同时期缅甸地缘环境的情景特征及其对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并预测其未来态势。研究得出:①国别地缘环境视角可以被界定为跨尺度耦合下国内外多元地缘体利用跨领域间互动进行综合作用的情景分析。②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缅甸地缘环境从内乱外压、外压内稳到外稳内乱的演变,其民主化改革进程依次经历民主开启、转型过渡期、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和民主倒退。③缅甸民主化改革的未来走向极为可能是在军方控制下民选政府与军方合作推进的适度改革。解析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不仅有利于帮助中国理解缅甸的政局变化进而构建和谐稳定的中缅关系,同时也能推动地缘环境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促进学术界对“应该推行怎样的民主化进程”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及议程与路径

地缘环境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方向,汇聚了国内地缘政治研究力量,推动了国内地缘政治学科的复兴。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地缘政治、地缘环境相关研究最新发展和趋势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议程与路径。地缘环境研究理念是以多元地缘体间互动实践为中心,将地缘环境理解为多元地缘体互动实践的“信息”或称决策信息集,也是多元地缘体互动的结果。因此,地缘体行动决策既有在完备信息下的决策,也有在不完备信息下的决策,甚至还有在不能甄别信息真假情况下的决策。在此新理念下,地缘环境研究大致包括地缘环境要素解析(本底、关联、结构3类要素)、地缘环境时空过程与机制表达和地缘环境支撑体系设计三大研究议程。为了整合不同领域、不同尺度和多元行为体,论文以缅北冲突为例展现了地缘环境研究的三大路径,即跨领域互动、跨尺度耦合和多元地缘体博弈。在当今百年变局的复杂形势下,明晰地缘环境研究的理念、议程与路径,对准确、科学分析当前复杂局势和提出中国应对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