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模式、动能:高效能治理视阈下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高效能治理是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建设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当前,全国各地从家庭治理、社区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网络治理等场域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样态与基本方式,不断创新“共同缔造”“枫桥经验”“千万工程”“智慧治理”等实践,坚持人民至上,最大限度地把我国共建共治共享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新时代更好地适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需要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机制,促进多方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健全协同合作机制,完善高质高效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创设制度型开放机制,优化全领域全要素的利益共同体;构建应急处突机制,形成跨区域跨部门的应急治理共同体;创新智慧治理机制,借助数据算力算法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动能。

“社会域”“社会力”与国家治理

“社会域”是以强互惠为核心特征的公民共同生活场域,在现实中主要由体现这一核心特征的各类社会组织构成,是这些社会组织的关系网络或构型。由于协同治理、民主政治、国家认同以及社会本位的需要,社会域对国家治理至关重要。社会域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即为“社会力”,主要体现在监督政府、监督市场、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维护道德秩序、公民人格塑造与扩大社会参与等方面。面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发展社会域、提振社会力,并通过培育社会成员现代意识、发展社会组织、繁荣公共领域、注重社区营造、充实社会资本、激活社会经济等途径逐步实现。

基层治理中行政与自治耦合的路径——“场域—惯习”框架下J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实践分析

行政与自治在长期的博弈中走向耦合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然选择,而实现行政与自治耦合的路径探析尚不充分。J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实践蕴含行政与自治耦合的行为逻辑,通过构建“场域—惯习”框架分析其作用逻辑发现:行政属性赋能、自治属性嵌入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使社区治理场域中“规则”“利益”“关系”场域发生变化,形塑“行政任务对接居民需求”“规范议事协商”“多元联合共治”的惯习。与此同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培育主体“认同归属”“契约责任”惯习,重塑“熟人社区”,形成全方位规范制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本体属性和工作机制为实现行政与自治耦合、推动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场域中信息交换能力提升研究——以治理主体为视角

在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场域中,作为治理主体能力的重要参照,信息交换能力是治理主体通过交换以获取符合自身需求、实现治理效能的能力。从现实逻辑出发,治理主体信息交换能力提升有利于推动公共事件有效解决、确保公共服务高水平发展、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场域中,治理主体信息交换能力既受治理主体的认知水平、利益诉求、目标取向等内部或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社会治理结构等外部要素的制约。文章结合制约治理主体信息交换能力的内外因素,提出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改善路径,旨在解决数字化时代因信息冗余、信息不对称等引发的治理主体协同困难、社会治理效能降低等问题,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YLS/CMI评估的罪错未成年人“场域”化风险因子研究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产生往往具有多因性,对行为人的矫治也非一蹴而就。如果对于问题的起因、本质和特征等内部因素缺乏足够的分析总结,以及对影响未成年人成长和受教育等外部因素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把握,针对性和适应性不足的惩戒和救助措施所起的作用则是十分有限的。为了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采用YLS/CMI量表对40名罪错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风险评估,结合半结构化访谈,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精准识别其在家庭、学校、社交等“场域”内的风险因子状态和被保护情况,从罪错行为“产生链”的角度,定位影响行为的多重“心理动力场”,进而明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矫治工作的方向与路径。风险控制的重点应放在临界教育“场域”的环节上,设定个性化矫治脚本,增强多“场域”保护合力,构建共治共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智慧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

作为智治时代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工具,智慧治理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平台,实现数据生产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度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存在着科层逻辑与技术逻辑的治理张力,信息极化与信息贫困形成“数据烟囱”以及基层社会治理需求异质性与制度供给稀缺性匹配不足的实践困境,应建构基层社会治理合作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强化基层社会智慧治理制度保障,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技术创新,促进“智治”与“善治”互嵌互融。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社会治理场域结构及制度执行

社会治理场域在横向上可分为空间位置、主体关系、运行制度三个变量,在纵向上可分为国家、地方、基层三个层次。场域的产生是社会结构与功能高度分化的结果,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场域中的人的实践。社会治理制度是社会治理场域的内生变量,社会治理各主体在制度执行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社会治理场域中制度效能的发挥,必须处理好空间层次的关系和主体关系的矛盾。

医疗卫生领域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及应用概述

社会治理是基于对社会管理过程中权力格局分析与判断,在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基本关系明确定位的前提下倡导的新型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对公众利益和责任表达、解决突出社会矛盾方面具有针对性和优越性,已得到普遍认同和应用。试图通过对国内外社会治理理论进展、内涵归纳及医疗卫生领域社会治理有效路径和实践探索的梳理分析,提出了在医疗卫生领域探讨和开发其社会治理效用和适宜路径的思考建议。

治理场域:一个社会治理分析的中观视角

治理场域是一个可以刻画社会治理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的中层分析概念,在结构上包括了治理中的能动主体、位置关系、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当前社会治理中的问题需要从以上治理场域的要素进行考量和分析。未来治理场域转型需要从理性的社会建构机制、政府的功能发挥机制、非市场治理机制三个方面入手。

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对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组织运作的考察

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情境。社会组织在提供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时,必然面对政府和公众两个主体。借助“组织场域”和“制度逻辑”的分析视角,可以将中国社会组织的组织环境划分为政府场域和社会场域,政府场域以绩效逻辑为主导,社会场域以服务逻辑为主导。通过对三个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双重制度逻辑的压力下,社会组织形成一定的行动策略加以应对,如执行变通、行政嵌入以及服务嵌入等。但这种行动更多地指向组织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而非社会服务效率与质量的真正优化,带有消极和被动的性质,是科层制逻辑和专业化逻辑相互建构的结果,尚未达到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理想期待。

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策略研究--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分析

多元共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与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不仅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而且对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仍存在公共能量场发育不完全、话语形式选择偏差和话语的正当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借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推动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可以从通过赋权赋能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公共能量场、根据政策情境选择好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话语形式、在互信的基础上坚守话语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推进。

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

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仍然有待拓展。从三大制度理论关于制度产生和存续的讨论看,制度化过程实际上是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建构合法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组织场域分析单位,以组织场域中的制度存量和行动者场域身份为自变量,以行动者和制度在互动中所使用的合法性建构策略为基本分析线索,构建起一个理解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的分析框架。反观实践,处于复杂治理条件下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在创新目标和有效运作条件两个方面与制度化所追求的通约性和理论抽象存在张力。这可能是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的悖论所在。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社会治理的三重维度

社会治理具有三重维度:场域维度、过程维度和问题维度。场域维度包含限定性、自洽性和冲突性3种属性。过程维度由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有机构成。问题维度内含价值观和利益观两类问题。对以上三重维度的理解,有助于社会治理的有效开展,化解社会矛盾,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论领域分离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阅读张康之等所著《公共生活的发生》后,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领域分离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背景,它是社会管理改变传统路径,进行创新的出发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非领地化进程出现的领域分离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及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因无法及时解决而以群体性事件、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现有管理体制无法包容的新因素,社会发展中的非规则化现象日益增多。因此,正确应对领域分离后表达领域兴起的客观现实,正视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打破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寻求社会治理结构伦理化的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创新。

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

公共权力场潜规则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进步,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权力场域的角度来看,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应通过廉政建设、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等途径来消除其危害。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分析

在组织场域分析框架下,跳出"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关注单一方面的分析限制,将探讨的焦点还原至国家权威与社会力量的实际互动过程中,以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和社区草根体育组织为例,从它们各自的组织发展基本状况、政府与组织关系、国际体育组织参与以及组织与社会抗争4个层面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其治理结构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旨在说明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自身所具有的组织特点和发展规律,以及其在不同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从而立足于现有制度下提倡政府适度嵌入到体育社会组织之中,逐步让渡空间,坚持激励政策、培育新型体育社会组织的改革思路。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舆论场重构

良好的舆论生态是社会治理的必备基本工具,舆论场重构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前置条件。当前的舆论场重构,必须科学设计其目标思路、基本原则与保障机制,使舆论场重构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得益彰。实现上下互通的他律和自律、内外兼修的德治和法治、主次交融的主流和支流、虚实联动的线上和线下、动静相宜的常态和动态、标本兼治的治乱和清源"六统一",是舆论场重构路径设计的主要维度和组织实施的核心内容。

职业健康服务管理社会责任的组织场域与政府行动

职业健康服务管理是一种基础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又具有公共性特性,将其置于组织场域理解能更好地解决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在职业健康服务管理组织场域中,各主体能围绕职业健康服务管理发挥各自的功能,在相互依存和支持中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促进职业健康服务管理社会责任目标的良好实现;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一种职业健康服务系统各主体间相互依存、发挥各自功能并协调合作的关系模式。在用人组织承担相应责任的基础上,政府应担负起公共性部分的责任,同时注意通过政策、资金等多种方式广泛促进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