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治与文化:索隐派与来华传教士的易学研究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郭豫适新时期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2011年出版的《郭豫适文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之中,学术史与方法论这两个方面是郭豫适《红楼梦》研究的主要用力点。其中,红学史方面的新成果是郭豫适新时期之前基本成稿的《红楼梦小史稿》和《红楼梦小史稿续编》的学术延伸,而郭豫适对《红楼梦》研究方法的集中关注,尤其对半个世纪来海内外新旧索隐派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的详尽评析和批判,则力图正本清源、廓清迷雾。郭豫适关于学术史与方法论方面的学术实践已然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九十年华花甲红——研《红》60年回思简录

文章乃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口述其研究《红楼梦》60年的历程、心得和体会,表明所谓红学四大分科的建立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安排,更不是哗众取宠的巧立名目,而是学术研究本质的自然显现,是因势就势、顺理成章的结果。四大分科是彼此紧密相关的,总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曹雪芹为何及如何创作《红楼梦》。重要内容包括胡适、顾随等先辈在周氏红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周氏红学研究的轨迹和重要关节点,以及最近刚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的《曹雪芹新传》的相关情况。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马若瑟《诗经》译本与“礼仪之争”

1735年,欧洲最早的《诗经》节译本收录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出版。本文结合“礼仪之争”事件解读该译本,指出作为“索隐派”代表人物,译者马若瑟试图在《诗经》与《圣经》的信仰世界间架起桥梁,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联系。同时,为捍卫耶稣会传教士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他还不惜改变译文内容,并通过副文本塑造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相容性,从而向欧洲传播了一个符合耶稣会利益的中国形象。

索隐与求同 耶稣会士傅圣泽与早期中西对照星图

通过分析新发现的傅圣泽中西对照星图,认为与同时期其他在华传教士绘制的科学星图不同,傅圣泽试图借此星图考证先知时代的体系,从中揭示出隐藏其间的基督教教义。分析了傅圣泽如何利用天文学中的岁差等现象,建立起一套天象与古代经传互证的方法,从而实现以"天文辨古"。此外,还讨论了傅圣泽在面对中国上古编年和礼仪之争等问题时,如何利用古代天文和天象在索隐中进行中西文化的求同。

索隐派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诠译研究

索隐派是耶稣会士中的一个学术团体,他们以类似圣经诠释学的独特索隐方法,在中国经典中寻找上帝启示的踪迹。索隐式诠译经典,一方面是回应欧洲无神论者之挑战,证明欧人心目中先进的中国文明也是以有神论为根基,另一方面则出于传教之需要,向康熙及士大夫证明耶儒本是同源。索隐派所选文献主要限于先秦"四书五经",在具体诠译方法上,主要采取类比、归纳以及分析汉字结构进行格义。索隐式诠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让人难以信服,但在当时却实现了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会通。

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

利玛窦之后,其"适应"策略虽然被部分传教士继承,但天主教内部宗派矛盾引起的"礼仪之争"及部分中国人反教而导致的教难,使天主教在华传播遇到空前困难。在此背景下,白晋、马若瑟、傅圣泽、郭中传作为太阳王路易十四特使被差遣到康熙王朝。他们虽遵循利玛窦"适应"路线,却讲出不同的汉语索隐神学。由于其"前见"与许多批评者不同,汉语索隐神学长期受到简单的否定与批判,但"前见"既可能是错误的"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文化人类学想象,因此,汉语索隐神学主张者的研究在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化相遇中具有重要意义。

以《易》为焦点的中西文化源头论争与会通

西方“索隐派”以“赫耳墨斯思想”为依据,以“三重伟大”作为沟通基督教和异教思想的突破口。他们对《易经》予以高度关注,试图建立伏羲等中国上古人物与《圣经》纪年的对应关系,并从《易经》中寻找上帝的启示,倡导“中学西源说”。“索隐派”的本意是调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矛盾,却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回击,“中学西源说”亦被中国士人转化为“西学中源说”和“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在双方论证“中学西源”或“西学中源”的过程中,《易经》均发挥了沟通中西学术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