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视域下《民法典》赡养义务体系化之论

《民法典》使赡养义务体系化,但相关解释论的缺失影响了赡养义务功能的实现。为此,需要根植法律体系、立足社会现实,构建赡养义务体系解释论。以生存保障功能为起点,经由实践演进、理论沿革与条文修改,总则性赡养义务条款发展出全面性内涵。将赡养理解为全面性赡养,是《民法典》赡养义务实质体系化的基础。以合理性与可行性为考量,需要界分法律性赡养与道德性赡养,且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强制性赡养义务应被限制为物质性赡养。而在以被赡养人为中心的理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赡养义务虽属次生补位性质的义务,但其履行基准不宜与子女赡养义务有所区分。有关丧偶儿媳、女婿赡养义务的条款属于权利取得条款,具有激励性、倡导性作用,其伦理基础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的家庭性、道德性关系,因而其要件不宜限定为物质性要素,而应综合考虑物质性赡养、精神性赡养、照料、保护等要素。

乡村伦理秩序重构:论儒家孝道与当代农村养老实现机制

树人以道,治家以孝,家风家教在时代更迭中已然成为中华传统的重要文化内容,而儒家孝道则是家风文明的核心与根脉,与尊老、敬老、养老问题关系密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讨儒家孝道文化中蕴含的道德、实践和价值逻辑,分析当前农村孝道面临的困境与压力,大力弘扬、传承儒家孝道文化,构建政策、社会、家庭、心灵四维环境强化农村养老功能,重新构建乡村伦理秩序,让孝善敬老成为乡村最美风景。

机构养老的合法化:家庭与机构的协作

通过实地调查,本文探讨了机构养老何以被人们所接受。研究发现,家庭与机构的协作促成了养老观念的改变,若仅靠一方努力,机构养老的合法化将难以实现:一方面,养老家庭亲子双方均持续为机构养老争取合法性,重建对养老机构的认知并应对外界的污名;另一方面,养老机构也在通过争取专业性、制度政策性和社会文化性认可来回应外部偏见。最终,在代际情感及功能交换被强化的同时,机构养老获得了承认。本文通过梳理家庭成员作为个体行动者与机构作为组织行动者的行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机构养老在孝道文化深厚的中国社会被接受的机理,弥补了养老观念研究对养老机构行为的忽视,打破了既有文献重家院对立、轻家院合作的局面,将对家庭与机构二元分野的弥合提升到了认知层面。

技术具身中的生命终结与可能的伦理选择

通过分析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终结问题产生的变化与可能影响,指出生命终结需要决断,临终者不能安然离去,根本源于技术的本质,身体在技术具身中成为被摆置的对象,现代医疗偏离了初衷。应伦理先行,基于对生命的伦理关切,主动地思考技术时代生命终结的可能方式,提高生命质量与死亡质量;探索中国孝道文化与临终关怀理念的内在契合性,为避免两者的现代偏离,构建传统孝道与技术的良性交互,以安宁疗护予以伦理关怀,帮助临终者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

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衍变历程、现实困局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因身体机能及其他原因导致的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当前我国出台了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相关政策,采取积极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供需不平衡、服务质量低等现实问题。通过梳理我国长期照护保障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演进,分析现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冲突、时间冲突、情绪冲突等现实挑战,探索以孝道为基、福利多元、社会支持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体系。

“孝”文化导向的“三阶递进”涉老康养人才培养初探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及涉老康养人才供需矛盾的加剧,探索“孝”文化导向的“三阶递进”涉老康养人才培养模式,重构涉老康养人才培养体系,可为社会输出有情怀、精专业、懂管理的专业人才。

新时期“并家婚”策略中的家庭孝老与养老实践——基于浙北案例的分析

“并家婚”是传统家庭制度在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后,婚姻方式的实践性变革。在孝悌理念、家族延续等传统文化推动下,“并家婚”家庭在居住方式、祭祖仪式和孩子姓氏安排的实践中彰显孝老行为;在“双边兼顾”机制下,夫妻在双边父母家轮流居住、照顾父母日常生活,分摊维系亲属关系的精力、经济支出,以及参与双边原生家庭重要的节庆仪式,从精神和情感上慰藉双边父母,强化了家庭养老功能。新时期,应通过重塑孝老敬老家风、支持老年人建立紧密的社区关系和推动邻里互助式养老、完善养老保障政策和法律机制、构建新时期稳固的家庭共同体等来彰显新婚俗的示范效应。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老年歧视:孝文化变迁视角下的解读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老年歧视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于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问题存在偏见、老年人可用的医疗卫生资源不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不公三个方面。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老年歧视源于我国孝文化的变迁:一方面传统孝道日渐势微;另一方面孝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种变迁导致老年人被边缘化,最终造成了老年歧视。为了个体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老年歧视。为此,应将构建以家庭情感为纽带、以尊老为基本规范、强调代际公正的新型孝文化作为根本措施,同时采取一些更为直接的措施来改变人们对老年人的成见和打造公正的医疗卫生环境。

机构养老与孝道:南京养老机构调查的初步分析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后果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城市中机构养老的方式开始成为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由于这一养老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家庭养老方式密切相关的孝道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因此它所带来的人们对"孝道"认知的改变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对南京养老机构中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和探讨了与机构养老有关的养老方式及其孝道问题。结果发现,城市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包括子女工作忙、家中无人照料、住房紧张、与子女关系不好、长期生病等。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既有满意的,也有观望不定的,还有消极抵触的。而其子女的态度也是既有积极的,也有矛盾的。但无论老人还是子女,都不认为老人进机构养老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

从孝文化到照护文化、敬老文化——构建适应老龄社会的新文化体系

养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的人身密切相关,是一种人身服务。这种服务由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等不同的服务者提供,相应形成了孝文化、照护文化。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以西方经验为参照建立起来的,具有追赶型的特征。探寻人口和老年人口大国的养老之路,需着力综合应对,着眼现代化发展,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形塑社会、行业发展环境,以照护文化的职业精神改进孝文化,用孝文化的核心“敬”形塑照护文化,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化,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提供文化支撑。

孝道与生计:农村失能老人子女照护需求、照护冲突与调适

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的养老照护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子女照护是农村失能老人照护的重要方式。农村失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较差,意味着较大的照护需求和照护压力。子女照护失能老人是孝道的重要体现,大多数农村子女具有较强的照护意愿。在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面临着孝道与生计的冲突,主要包括经济冲突、时间冲突、技能冲突、情绪冲突、支援冲突。平衡孝道与生计的总体思路:孝道为基、生计并举、社会支持、福利多元。具体对策:加强子女照护的经济支持,完善照护设施,加强照护技能培训,加强社会支持,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孝文化的文献综述与孝观念的调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的成年子女照顾者成为老年人照顾领域备受关注的群体。笔者通过对2006年深圳高龄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尽管我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遵从孝道规范对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而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孝道观念存在一些差异。

基于中医九种体质对《养老奉亲书》中食疗方分类情况分析

依据九种体质各自的定义、基本特征表现及发病倾向的不同,对《养老奉亲书》中食疗方进行分类,并对每种体质食疗方的食物种类、药食两用种类和药物种类进行频次分析,以期能有效指导不同体质类型的老人准确选用食疗方,达到调整身体各方面的生理功能,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的目的。

论孟子的孝道思想

孟子围绕事亲阐发了自己的孝道思想。他认为孝养是孝道的基础;孝教是提升人们对孝道认识和实现孝道的主 要途径。孟子还从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变通地诠释了历史上的孝行。最终他认为孝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和最高 范畴。

论孝文化缺失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孝文化是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受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农村孝文化呈缺失状态。孝文化的缺失,对农村家庭养老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弘扬孝文化是解决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关键。

从中国传统道德的视角看临终关怀本土化

中国传统道德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及其家庭道德这三个方面均富含有益于倡导和推进我国临终关怀的道德养料。尤其应重视家庭道德中的孝道观,基于它良莠并存,不能简单地回归;而是要弘扬其积极因素,以推进临终关怀本土化进程。

中国的伦理文化与临终关怀

文化就是人化,它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与发展,赋予临终关怀丰富的文化意义,深刻影响着临终关怀发展。中国伦理文化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它的血缘文化、情理文化以及孝文化的方向深刻影响我国社会公众对临终者的态度、观念和行为,阻碍了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尤其父权制的解体、社会组织伦理的兴起以及民众权利意识增强,为消除伦理文化对临终关怀的影响提供机遇,也有力促进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

传统伦理思想的突破:破解临终关怀开展困境的路径

临终关怀,一种理性照护生命终端的方式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开展,而在中国推广却是步履维艰。传统孝道观以及医务人员的现有医道观等是阻碍其推广的主要因素,由此社会伦理环境的改变是破解临终关怀开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AI-阿铁”可以行孝吗?——机器人护理对医学/生命伦理学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如何有效地应对养老及老年护理成为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现就AI机器人护理的议题,探讨现代医学科技所引发的一系列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包括有关AI科技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挑战。从儒家伦理和“关怀伦理”的角度,阐述AI机器人护理的潜在的优势与局限。最后,就机器人养老,讨论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及伦理考虑。在此基础上指出,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一直存在解救与危险的两面性,机器人养老也不例外。护理机器人不仅仅是提供服务的工具,而是改变世界、改变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孝道视角下农村养老模式的创新研究——以浙江S村“孝心基金”为例

针对当前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从乡村善治的视角,厘清乡村精英民间力量、孝道文化和农村养老之间的关系,对浙江单村通过政府引导、"乡绅"主导、群众参与,弘扬传统孝道,设立孝心基金的实践进行专题研究,提炼总结农村养老的"单村经验",并就如何完善这一模式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