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歌舞(歌剧)电影的“原则”问题

由《白毛女》开启的新中国歌舞电影提出了两个原则性的问题:一个是媒介问题。舞台与电影分属两种不同的媒介,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中,逐渐分化出了倾向于实景表现和倾向于舞台表现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歌舞电影。另一个是观众的接受问题。歌剧电影演唱能够带来的参与感和情动,与叙事表达的思考性对立统一,为了吸引观众,叙事的传奇性需要与音乐兼容,形成具有类型化特征的电影作品。在新中国时期的创作意识形态环境中,只有少数作品能够做到兼容,大部分作品顾此失彼。

触摸声音:武满彻电影音乐创作中的声音探索

武满彻在电影音乐创作中使用的声音类型较为广泛,除西方管弦乐器声音、日本民族乐器声音、磁带音乐声音、电子乐器声音外,还运用了域外乐器声音、日常物品声音,以及用电子音乐技术改造生成的声音。在此基础上,他将这些声音复合形成独特且充满个性的声音,并将声音“符号化”用以指向特定意义,进而彰显电影深层次的意涵。以声音为切入口进行创作,是武满彻电影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构成武满彻电影音乐风格的重要因素。

当代华语MV的诗意美学建构——以黄中平作品为例

黄中平是华语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创作几乎经历了整个华语MV史。在其长达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600余部作品以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诗意风格将其打造成了一位MV界的“抒情诗人”。黄中平的作品在非线性叙事、表现主体与审美意境三个方向上形成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形态,同时也一以贯之地承袭着我国诗性电影的美学底色。以黄中平的作品为代表的华语MV既实现了对艺术“舶来品”在现代创作观念上的在地性超越,也展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回归与守望。

人机协作:电影音乐生产的AIGC应用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是一种典型的新质生产力,能够以科技创新的方式推动电影音乐产业走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本文回顾了人工智能音乐生成技术的发展历史,提出指导者-执行者范式的电影音乐生产人机协作新模式,分析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电影音乐领域的应用前景,指出了AI音乐生成技术存在的不足。研究表明,AI音乐生成技术通过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与生产流程优化以及人机协作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电影音乐领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电影音乐中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掺入与整合——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为研究对象

从电影艺术诞生之日起,音乐就成为电影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之一。无独有偶,从1930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诞生之日起,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化进程业已起步。为此,中国的音乐家们为中国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进程,坚持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音乐中,尤其是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渗入和整合的比重明显增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音乐中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渗入吸纳与改编创新,影片《草原上的人们》是它们当中的代表和典范。认真总结其创编经验,有助于今天对中华文化多元性的深刻理解,正是这种对于中华文化载体的全方位了解和诠释,才给予今天的创作者们更大、更广的发挥艺术创造力的空间,也展示出电影音乐在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进程中所发挥出的独特功能。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部“海派”电影音乐作品

无论是对于中国电影还是中国电影音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一个群星璀璨、佳作辈出的时代。正是这个急剧动荡、变革、转型的特殊时代,将当时中国年轻、活跃、前瞻的黄自、贺绿汀、聂耳、冼星海、章彦、任光、黄贻钧等作曲家统统招致电影音乐创作的前沿,在将中国电影音乐向前推进的同时,也令人看到了电影音乐“海派”在萌动中催生,其中以《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三部电影音乐作品尤甚。

钢琴音乐在电影表现中的美学研究——以《钢琴家》《音乐之声》《海上钢琴师》为例

音乐在电影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运用音乐,可以有效地推动电影的情绪表现。传统的电影配乐与普通的音乐电影不一样,其可以很好地融入电影,并使其具有特殊的魅力,通过恰当地使用音乐,可以使电影与电影语言达到完美结合,达到视觉、听觉、情绪三方面的高度统一。在电影和观众的交互中,钢琴音乐就像一座桥梁,能够将观众带入电影主题之中。从宏观上讲,钢琴音乐对影视艺术的运行起很大作用;从微观视角来看,在电影情节的塑造和刻画中,钢琴音乐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动画电影融合发展:机理、领域与路径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音乐类非遗”)与动画电影互融发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层面的内在机理。从互融发展的必要性看,音乐类非遗的传承传播发展困境和现代性转化需求与动画电影文化自信表达的发展瓶颈和素材寻觅需求,促使两者走向融合发展;从互融发展的可行性看,动画电影作为音乐类非遗走出传承传播创新困境的有效载体,音乐类非遗作为动画电影强化文化自信的重要素材来源,两者得以在互融发展中实现功能互补。将丰满动画电影人物形象与发挥音乐类非遗的人物载体象征优势相结合,将接续动画电影剧情发展与实现音乐类非遗的立体层次运用相结合,将烘托动画电影情节气氛与音乐类非遗的协作创作相结合,是音乐类非遗与动画电影双向互促的三类功能领域。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促进音乐类非遗与动画电影音乐融合发展,应当坚持以创作为基础,推进非遗音乐文化的民族化、国际化发展;坚持以人才为支撑,加强非遗文化教育和动画音乐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以产业融合为延伸,构建文旅融合发展的产业链,充分发挥非遗音乐文化的经济文化价值。

基于多粒度注意力Transformer的电影音乐生成研究

电影音乐自动生成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不少深度学习音乐生成算法可实现动听的电影配乐生成,但这些算法在生成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流派等风格控制。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粒度注意力Transformer的电影音乐生成方法,可根据目标流派从零生成音乐。本方法在引入多粒度注意力Transformer建模音乐结构的基础上,引入了对抗学习机制,通过具有流派分类损失和生成对抗损失的流派辅助分类判别器,加强模型对流派信息的控制。在所构建的包含流派信息的符号音乐数据集上进行的主客观实验表明,本文方法在生成音乐质量和流派控制方面均优于以往方法,有助于基于目标流派自动生成电影配乐。

跨文化艺术传播中“中国元素”的应用研究

该文旨在探讨在跨文化艺术传播中“中国元素”的应用,研究发现,中国元素是指中国文化环境外在有形和内在无形的物质载体,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多样性、传承性和包容性。在跨文化艺术传播中,应用中国元素应遵循拒绝标签化、防止偏执化和坚持创新性原则,拒绝标签化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元素视为一种符号进行化简和归类,而是要充分体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防止偏执化意味着不因中国元素的盛行就忽视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特色,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并进行多元对话;坚持创新性意味着在传播中国元素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注重与当代艺术和文化形态的结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跨文化环境。基于此,该文从服装、电影、建筑和音乐舞蹈等角度对“中国元素”跨文化艺术传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可以为推动中国元素在跨文化艺术传播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故土、传媒与革新——拉赫玛尼诺夫的三重音乐天地

毋庸置疑,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是20世纪严肃音乐领域作品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他在艺术及学术领域所引发的争论与他创作受欢迎的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罗斯、西欧和美国,是作为拉赫玛尼诺夫最为重要的三个艺术栖身地。俄罗斯的文化根基、美国的唱片及电影市场,以及欧洲对于音符革命的思想冲击,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世界。文章通过比较拉氏与斯克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这三位俄罗斯同胞的音乐风格,探究拉氏音乐特质及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评价等话题,进而观察20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社会生态。

20世纪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达

20世纪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的创作,在借鉴经典好莱坞电影音乐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起步,在如何融入民族性内核,以民族化的音乐元素激发共同体情感认同的思考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音乐发展之路。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在“摇篮时期”表现出对经典好莱坞电影音乐在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回应。进入“十七年”时期,民族性表达的创作手法以融入民族音乐元素为特点,并发展出具有中国艺术精神的音画关系。到“新时期”,民族性表达展现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创新性,展示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三个时期共同揭示了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在审美取向、创作手法和音乐功能定位等艺术理念中,民族性观念的发展与实践成果。

同期声电影与音乐影像志的形成与发展

影视人类学自其萌生之初,便致力于将田野调查中的影像与声音素材结合为一,从而使它们成为了彼此支撑的民族志资料,这也是同一时期民族音乐家们的研究诉求。有声电影,尤其是同期声电影技术出现之后,影音同构的民族志电影成为人类学家与民族音乐家开展音乐文化调查的重要工具。同期声提供了音乐影像志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在以史诗、唱诵为记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社会里,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深描音乐文化细节,提供主体表达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

文化强国背景下红色电影音乐的时代价值及有效实践

文化强国背景下,红色电影音乐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及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态度的时代价值,能有效助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当前,实现红色电影音乐的时代价值仍面临一系列问题,诸如新发展形势的冲击、创作及传播落后、利用尚未深化及社会影响力不足等。为此,各文化机构及主体应强化文化强国的方向引领,从红色电影音乐的传承、创作及传播等角度入手,在继承与创新中强化其时代价值,对作品思想价值进行深度挖掘,借助新型创作传播模式,提升红色电影的社会影响力,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音响文本重组与声音景观延伸:中国新民俗电影中的“非遗音乐”解构

新民俗电影倾向于打破传统,以多元化、多形态的方式表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环境与社会景象。“非遗音乐”在新民俗电影中,被置于更为广阔的听觉文化中审视和放大,而电影中的声音景观,更可能是基于创作者的某种记忆、想法、设计而进行的声景延伸表现。它们成为了释意民俗影像、强化民俗符号、渲染民风民俗、承载文化共融、升华民族精神的表达途径之一。同时,“非遗音乐”的音响文本在新民俗电影中的构建和重组,也出现了更为多元化的声音样态与听觉延伸意义,为电影声音创作与理论探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听语言前景与研究价值。

时代曲与救亡歌——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的音乐修辞

音乐修辞是以修辞学原理分析音乐表达的一种理论视野。但在影视文本中,音乐修辞所拓展的叙事功能常常被忽略。本文选取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颇具音乐特色的作品《孤恋花》《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为讨论对象,分析影视文本中涉及的音乐作品在影视表达过程中所展现的情绪助力、话题隐喻,由此深入挖掘音乐生产的时代性、历史性以及音乐叙事过程中所搭建的“台北人”在“今昔对比”的情感困顿之外更深广的精神空间与在地空间。特别是其中突出表现的两岸底层女性关于“爱”与“家”的追寻难题,以及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民族情怀、家国想象之间一次次遥远的呼应,呈现出1987年以来台湾电影人在技术、光影之外,试图通过音乐修辞传达关于“情”的经验、“家”的议题和“国”的脉络的影视叙事肌理。这也是音乐语言超越形式结构而颇具现实意义的重要修辞面向。

歌曲《九儿》对影视剧《红高粱》中“九儿”角色塑造的作用

音乐作品与影视作品的结合已经是现在媒体常用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歌曲作为音乐作品中最直接能展现内容的形式,被广泛运用在各个影视剧作品中。在实践基础之上对歌曲《九儿》进行理论化研究,从文学视角、音乐视角、演唱视角及人物视角等方面对《九儿》这首作品进行分析,并结合电视剧《红高粱》版本中“九儿”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探究歌曲《九儿》在影视剧《红高粱》中对“九儿”这一角色塑造的作用。

从贺绿汀电影歌曲谈群众性音乐作品创作

在贺绿汀的音乐生涯中,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当时进步电影创作的歌曲至今仍保持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他创作的电影歌曲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在群众中传播极为迅速,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他在创作电影歌曲的实践过程中,始终立足于人民,取材于生活,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忠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歌曲的艺术价值不止于融合中西精粹的作曲技术,更在于其社会功能——如何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该文基于对贺绿汀电影歌曲内涵与特征的探析,总结其音乐创作的理念与时代意义,分析近年来优秀群众性音乐作品的创作导向与特殊内涵,以期为当代群众性音乐作品创作提供借鉴。

从新感受力美学看电影音乐的功能

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观点,电影是一种典型的感受力艺术。音乐的植入使电影从视觉的专制下摆脱出来,拓展成为感受力更为完善的艺术样式。从宏观的层面来看,音乐利用特殊的感觉模式,以其卓越的表达力、表现力、感染力提升了电影艺术的感受力,随着电影技术的进步、观影条件的改善,音乐在影片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影响着我们对故事情节、影像元素乃至整部影片的感知、领悟和理解。本文从新感受力美学的视角,分析了电影音乐感性叙事、极致抒情以及风格化等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