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朝鲜半岛鲁迅作品译介的思想谱系与文化抉择--以《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韩译为例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分别于1927年和1930年译介至日据时期的朝鲜半岛。两部作品韩译本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均存在诸多无法忽视的缺陷,但是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作为世界上首部由外国译者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发表的鲁迅作品,开启了外国译者翻译鲁迅作品的先河;梁建植翻译的《阿Q正传》作为朝鲜半岛众多韩译本中的首部作品,也在“阿Q”形象传播接受方面厥功甚伟。从译者思想谱系来看,幼时阅读《狂人日记》的思想冲击以及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转向,促成了柳树人与鲁迅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基点上达成了共通的文艺启蒙理论共识,成为译介《狂人日记》的内在契机。而梁建植翻译的《阿Q正传》尽管受制于日本殖民文化霸权而不得不借助于井上红梅的日译本进行转译和“译述”,但这恰恰体现了梁建植将殖民地宗主国语言--日语--为我所用的文化立场,以及即使通过迂回和曲折的方式,也要关注和译介中国新文学的文化抉择。

真实与虚构交互: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文学的创伤书写与历史再现

1961年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撰文《台湾文学备忘录——台湾作家的三部作品》,将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和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按年代顺序阅读,认为台湾地区作家的意识变化是一个从抵抗到放弃进而屈服的过程。本文由历史情境到语言现象再回归个体作家情思,重读相关作品,可知杨逵、吕赫若与龙瑛宗的创作与思想是殖民地文学创伤与曲折历史的再现,语言选择、舍弃与转换的背后是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抗争。

当“碑铭”遭遇“殖民”——日据时期台北的碑铭传统与殖民化改造

台北在明清时期发展出丰富的碑铭文化,在日据时期仍然长期延续,是维系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日据当局尝试改造当地的碑铭传统,强推以殖民主义为导向的叙事框架;同时引入新式碑铭形制,推动公共空间殖民化。日据时期台北碑铭传统的延续及其殖民化遭遇,不仅彰显了碑铭传统对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昭示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尽管共处一岛,却在文化上相互区隔和各行其道的现实。

殖民与反殖民: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文化政策研究

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殖民者发布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和文化殖民政策,给台湾地区近代史的发展以及未来走向带来严重不确定性。其中,尤以文化殖民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在当时世界局势变化和日本政府更替的背景下,台湾总督府文化殖民台湾地区的“重心”存在差异,经历了日据前期教化主义兴起、日据中期“同化”战略延长,以及日据后期战时主义殖民手段的统合与强化三个阶段。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文化政策的形成,根植于以日本利益为中心的殖民思想,同时又受到西方殖民经验、日本对台殖民理念的分歧,以及台湾地区不屈不挠的抗日武装斗争和日本国内政权变动的影响。在这50年殖民历程中,台湾地区文人斗士持续不断地利用笔墨和团结请愿等方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致使台湾总督府文化殖民政策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日本文化殖民遗留的历史问题已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消除该影响,成为当前两岸同胞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中国台湾地区日据时期的民俗与大戏

探讨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俗与大戏,以文献为基础结合调研进行综合分析论述;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的民间戏曲活动具有两大特色,一是与民间信俗关系密切,二是借此处理人际关系;论述中国台湾地区早期民间戏曲主要源自内地闽、粤地区,可分为大戏、歌舞小戏、偶戏三大类,在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盛行的大戏包括南管戏、北管戏、四平戏、歌仔戏及京戏。

日据时期“国家神道”在中国台湾的嬗变及消亡原因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塑造以天皇为国家统治顶点的天皇制国家,人为创造了政教合一式的“国家神道”。日据时期,日本为实现对中国台湾的同化,在宗教信仰层面上推行“国家神道”,先后采取了渐进式侵蚀和强制推广两种策略,对中国台湾人民的宗教信仰进行干涉、扭曲,企图彻底摧毁中国台湾与中国内地之间的文化联系。然而“国家神道”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创造的政治工具,其侵略性引起了中国台湾大部分民众的反抗,最为重要的是两岸在文化和信仰上难以动摇的深厚渊源与联系,使得“国家神道”根本无法立足于中国台湾社会。文章以文化传播为视角,分析日据时期“国家神道”在中国台湾的嬗变及消亡轨迹,揭示出其在中国台湾无法实现本土化的根本原因。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总督府理蕃政策研究综述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总督府的殖民政策研究是台湾地区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中国内地学界主要研究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学者们将理蕃政策纳入同化政策、原住民抗日斗争进行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台湾地区民族运动、殖民地教育、两岸关系等方面,缺乏对理蕃政策的整体性研究。中国台湾学界的主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国台湾大学历史系,关注台湾地区总督府档案资料汇编、私人文献和口述历史挖掘等方面工作。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稿》《台湾总督府档案中译本》,周宪文等人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等,均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日本学界的主要研究机构是东京大学、中京大学等,培养了若林正丈、石田浩等日本台湾地区学会骨干成员。日本学者多采用微观研究方式,注重从日方视角审视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分析殖民统治者内部矛盾及对台湾地区的影响,探讨其作为殖民地在政治上的特殊性。

从丰原慈济宫拆毁事件看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民众对民间信仰的守护——以《水竹居主人日记》为中心

丰原慈济宫是台中地区供奉天上圣母,即妈祖的民间信仰中心,创建于清雍正年间,在中国台湾地区日据时期历经多次修缮,见证了中国台湾地区民众与日本殖民当局的纠葛。张丽俊是丰原慈济宫修缮会总理,其撰写的《水竹居主人日记》详细记载了丰原慈济宫修缮的大小事务。1935年台中大地震后,日本殖民当局借市街改正之名欲拆毁慈济宫西殿,张丽俊、地方耆老及中国台湾地区普通民众在此事件中展现出了与日本殖民当局斗智斗勇的智慧,以及守护民间信仰的决心与勇气。慈济宫拆毁事件诚实地再现了所谓的“殖民现代性”背后中国台湾地区民众的血泪。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状况 ,可以从浙江省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实证性的解答。从籍贯构成上看 ,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 ,迁移人口大多比较年轻 ,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主要比重 ,育龄妇女人数较多 ;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 ,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 ,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 ,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 ,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

海外重点抗战档案文献现状调查及特色分析

海外抗战档案文献主要集中典藏于中国台湾地区和美、英、日、俄罗斯等国家的不同机构;它们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语种多元、载体多样等特征。其中,台湾地区的"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及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等是海外抗战文献重点典藏机构;它们典藏的中、英、日文抗战版档案、报纸、杂志、日记、手稿、纪录片、地图等文献,蕴涵丰富的历史信息。

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台湾民众党为中心之研究

台湾民众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从而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的冲突,最终导致民众党的分裂,日本殖民当局乘机取缔民众党,台湾民族运动遭到中挫。在日本殖民主义强大到足以扑灭任何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的无产阶级应当如何行动,颇值得思考。

日据时期台湾初等教育课程与教科书析论

日据时期台湾初等教育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从课程设置与教科书的角度分析,尊崇日本皇室,增强台湾人对日本的向心力,倾力普及日语是殖民当局初等教育政策的主轴,日本殖民者致力培养的是既能为殖民者创造剩余价值又不妨害其统治地位的低级人才,并以将台湾人同化成为日本台湾人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探析

郑成功信仰是台湾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日据时期,为了全面掌控台湾地区,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地区宗教状况展开全面调查。基于对郑成功血统、形象、精神的认知和对郑成功信仰政治功效的判断,日本殖民政府在肆意压制台湾地区传统宗教发展的同时,以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为标志改造和吸纳郑成功信仰,从而体现日本统治台湾地区的“合理性”。通过延平郡王祠改号、改列县社社格、吸纳郑成功信仰进入神道体系等一系列改造,郑成功信仰产生“异化”,并在建筑形态、祭祀活动、精神价值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浓重的日本色彩,日本殖民统治者操纵台湾地区民众思想信仰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简析日据时期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

二战初期和日据时期前期,马来亚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与日本人的互相利用下,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兴起。马来亚印度人参加独立运动,有着复杂的现实因素。独立运动期间,印度人与日本人之间产生了矛盾与分歧;印度人内部也存在分裂与内斗。日据时期后期,印度独立同盟和临时政府对马来亚印度人的领导和统治变得日益暴虐。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是一场失败的民族主义运动,它的性质较为复杂,不过还是具有较为强烈的正义性和积极意义。

日据时期海南岛上的日语教育研究

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农业学校、师范学校的比较完整的日语教育体系。由于起步晚,持续时间短等原因,海南日语教育尚未达到规范化程度,各校间的教育情况差别较大,具有较强的随意性。然而无论在哪一级学校,日语教育都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日语教育的目的在于摧毁岛民的反抗力,抹杀岛民的民族性,为永久占领海南岛奠定文化基础。

周作人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关系研究

抗战期间,周作人附逆之后对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作人一向的上海厌恶症与他在此时上海文学界中所获得的尊崇地位形成奇妙反差。周作人与《古今》、《风雨谈》等期刊之间的互动表明了他的潜在心理:在畏惧民族道德审判的精神状态中用高雅装点自己,寻找同路人以排遣罪恶感与寂寞感。就文学创作实绩而言,周作人与周黎庵、文载道等上海青年文人的文学交谊不仅让《古今》变成了周氏散文大本营,还促成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热。

碑刻文献所见之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

碑刻文献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开始步入殖民地化的进程,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给台湾社会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日本印记。然而透过分析可以发现,殖民者带来的变化是有限的,台湾庶民社会的深层依然激荡着中华文化的潜流,50年的殖民统治并未使台湾人与在台日本人于精神文化层面达到交融,他们依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抵抗文学作家“非典型”经历的典型意义——以李正中文学生涯为个案

在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作家中,李正中似乎是"非典型"的———不是最激烈的、不参加政治组织、没有被捕或逃亡。但对于抵抗文学研究来说,他的人生经历、文学生涯、作品发表途径等恰恰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他经历了伪满时期抵抗文学创作者的共同苦难:退稿、删稿、作品被撕页、诗集被扣押、被警察特务追查和监视。李正中发表抵抗文学作品的方式和途径,恰好也是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四种最主要呈现方式———公开发表、作品"逃亡"、非公开刊物发表、战后呈现。他于战后主编《东北文学》,为抵抗文学重新发表提供重要平台。李正中文学成就在于:不仅真实书写了伪满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态,更冒险传达抵抗意识,进行抵抗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台湾日据时期的民间方言歌谣

台湾日据时期的民间方言歌谣,特别是闽南和客家民歌,具有中国传统民歌的含蓄、达观、凄婉等特质,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台湾南岛语系群族歌谣则在本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情况下,发挥了传承历史记忆的功用。这些民间歌谣贴近乡土,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真实声音,它生命力强,不易为统治当局所扭曲变形,为文人作家提供了鲜活丰富的素材和生动活泼的语汇。在此基础上,文人创作的闽南语歌谣以及闽南语流行歌开始在台湾出现。

东北沧陷时期的日本宗教

日本宗教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的，此后近５０年间，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扩张，极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开展“海外开教”活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随着日本军事侵略而传来的日本宗教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类派别，由于带有明确的侵略目的，强迫中国民众改变传统观念信仰，使中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因而，无法真正融合于中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宗教也在东北地区荡然无存。了解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以及日伪政权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行为，有助于我国对东北殖民地文化的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且能够进一步揭示日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