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

19世纪末至今,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经历了多轮调整。回顾百余年来大伦敦市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职责体系演化总体上呈现出“权责趋于上收、两级松散分工”的特点,都市政府职能集中于战略层面,地方政府承担具体事务治理职能。在此发展过程中,有多重因素对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产生影响,但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分析和总结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调整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探索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发展规律具有特定借鉴意义。

人口变化趋势下县域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及调适方向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面临人口向城流动和出生人口减少两个层面带来的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挑战。从我国县域教育资源配置实践来看,存在城乡学校建设投入错位、师资力量配置多头匮乏、生活服务设施跟进缓慢等问题。从央地关系的视角分析发现,在县域教育资源配置上,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目标张力和权力约束,导致资源分配弥散,无法回应人口变化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挑战。因此,需要对教育资源配置权进行细致界定和重新划分,建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联合掌握资源调配权和资源监督权,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分级掌握资源统筹权,县级政府具体掌握资源分配权。这一权力分配格局既能够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也能够规避中央和地方在资源配置中面临的权力约束和策略局限,从而实现人口变化趋势下优化县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目标。

财政职能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经历了从财政政治化向财政经济化的转型,这在宏观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的国家主导型财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化改革后“放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贯穿其中的两条线索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利分配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关系。第一,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推动企业由“国营”向“国有”转变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有资产财政的实现形式,而且也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国有资本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转化形式。第二,在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实践中,行政性分权、分税制等改革措施不仅直接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即竞争性地方政府,而且形成了一种中央财政容忍和地方财政自主的隐性分权模式,即“包容性财政体制”。国家与企业、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动态调整,属于一种生产关系变革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是我国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制度架构,在这一过程中财政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并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基础发挥着重要的物质力量。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的运行困境与法律去障

我国现行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经历了非货币化为主的现役军人家属优待、农村籍和城镇籍二元划分的义务兵家属优待、“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义务兵家庭/家属优待金以及中央与地方共同/分级负担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四个发展阶段。从我国各省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而是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本地情况制定的。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导致同一时期在同一部队、同一单位乃至同一岗位上服兵役的义务兵所在家庭获得的家庭优待金存在差别,不利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因此,未来我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的完善需要明确其公共物品属性,将其完全纳入国防经费预算全部由中央政府负担,同时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发放以弥补义务兵因服役而导致的所在家庭收入的减少,实现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全国范围内的公平发放。

“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研究

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央地双层金融监管“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在不断深化拓展。在央地双层金融监管体制下,央地在金融科技风险监管中存在目标差异、权责划分模糊化等潜在缺漏。对此,加强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是有效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系统性、复杂性表现的现实选择,以此增强央地监管的协同效力。“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其核心构成要素的法律保障,因此,应注重央地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以保障法权要素的实现;应规范构造央地监管部门的关系,以保障结构要素的实现;应加强监管知识交互共享机制建设,以保障知识要素的实现。

新治理观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优化路径

理顺央地关系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日趋复杂和治理观念的不断变化,理顺央地关系不仅需要明确央地之间的职责关系,还需要预留一些弹性空间,从而让央地关系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现有研究重在以委托代理关系、利益博弈关系、合作治理关系等静态体制分析为研究主线,而疏于考察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和把握央地关系的优化方向。明确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平衡目标任务的确定性与模糊性、限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是厘清现阶段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央地关系应对未来复杂形势动态调整的优化路径是:有限度地强化垂直管理制度,设计有弹性的政府职责体系,构建伙伴型政府间关系。这可以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帮助。

From Government to Enterprises： How Tax Sharing Interacts with Tax Rates

Tax sharing embodies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fiscal relations and tax rates reflect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ax sharing and tax rates helps uncover the effects of central-local fiscal relations on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According to our study,China's flexible tax sharing and differential tax rates facing firms are two important typical facts;theoretical analysis discovered that 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s are influenced by local government preferences and tax sharing ratio;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increasing CIT and VAT sharing ratios for governments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s led to the reduction of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of effective tax rates.The above conclusions have revealed the unique mechanism of how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 are influenced by fiscal system,explains the sources of differential tax rates facing Chinese firms,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next-step fiscal reform.

新金融监管框架下农村中小银行风险治理的系统性重塑

农村中小银行是人民主权金融的核心组成部分,肩负普惠性、盈利性和安全性三大目标,在支农支小、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内生脆弱性,农村中小银行的存量风险体量较大,且疫情冲击、政策变化等带来的增量风险也逐步显现,其风险治理成为防范与化解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和难点。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为标志的新金融监管框架重塑了“央地”关系,强化了金融监管的高效集权属性、上下一贯属性和逐步授权属性,分别从监管覆盖、监管协调和监管深度三个维度提升了外部监管效能,进而牵住了农村中小银行风险治理问题的牛鼻子,从“穿透式监管”实现、风险治理重点转移、风险特征改变、潜藏风险隐患浮现四个方面带来新的变化,为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构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指引了新方向。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通过颁布1848年《公共卫生法》,英国政府扩展权限,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在政府权力扩展过程中,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改变权力拓展的方式与方法,不再追求使用卫生工程学或医学知识进行集权化管制,而是创建地方政府事务部,以地方为中心,构筑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也有利于呵护整个社会的环境卫生安全,推动当时医疗服务机制的发展完善。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央地方关系的政策机理与趋向

中央地方关系是贯穿国家治理体系的纵向体制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始终以维护中央权威为主线;以财权、人事权、监督权向上集中,行政管理权下放为趋向。新时代,中央地方关系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仅需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及职责分工,还应探索建立政府间职责争议的协商、协调机制,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信息维度出发,较为系统、深刻地揭示出央地关系内在张力的深层次逻辑,为优化央地关系提供全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解释,丰富了对大数据蕴含的相关治理意蕴的认识,同时也为实践中运用大数据技术提供政策启示。

基层治理国家化: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治理转型及其困境

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正朝着基层治理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央地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地方政府相对自主的治理权力不断被压缩、被规制,国家成为基层治理的实质主体。基层治理国家化重构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包括确立以多中心工作模式为特征的政治动员体系、建设以村级组织行政化为核心的一体化县乡村行政体制以及构建以基层治理技术化为主要内容的层级信息对称机制。基层治理国家化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意志和政策的贯彻,推进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进程,提升了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公信力。但是,基层治理国家化弱化了地方政府解决地方性问题的空间与能力,带来了治理悬浮与体制空转、基层矛盾的上移与基层治理成本的增加,以及基层社会的绝对权利化与国家的无限责任化等后果。要顺利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需高度警惕基层治理国家化的趋势,正确处理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控制与治理权力的赋予这对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积极性,将国家权力变成撬动地方政府、激活基层社会的正向力量,形成中央、地方与基层社会三者关系的均衡。

中央与地方在银行业金融风险处置中的关系研究

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需中央与地方协作,形成合力。2017年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协作下,我国成功处置一批高风险银行,在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分工、强化协作,发挥存款保险市场化处置平台作用等方面开展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认真梳理高风险银行处置实践经验,分析风险处置中中央与地方协作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建立健全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双层架构处置协作机制、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市场化处置平台作用等相关建议,以期为建设稳健高效风险处置体系提供借鉴。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参与海外利益保护

当前中国海外利益规模越来越大,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与日俱增,海外利益保护的难度和强度陡然增加,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来实现海外利益的有效保护已然捉襟见肘,更多力量共同保护海外利益已是大势所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统一于政府的整体范畴之内,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管理权限,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央地关系在海外利益保护中表现为协调一致性,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以有效填补海外利益保护的真空区域。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政府中的特殊存在,在央地关系中既符合协调一致性,又有其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既要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在深刻认识自身参与海外利益保护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扬长避短,从理念、能力、机构、机制等多个方面加以完善和优化,事半功倍地参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监督还是投入?——基于动态博弈的路径分析研究

应急管理的属地化管理致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权责不统一,分析影响地方财政投入行为与中央政府监督行为交互的因素和演化路径对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至关重要。首先,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运用前景理论描述地方政府在常态情境与非常态情境下对应急财政投入的感知价值。其次,通过分析央地政府间的博弈行为,央地政府策略选择行为的交互机理,求解演化稳定策略。最后,基于复制动态方程探究双方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趋势,并分析不同因素对演化稳定策略的作用。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可视化不同情形下央地政府策略选择行为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与演化趋势,经研究发现:(1)央地政府的策略选择受到奖励、惩罚、预算成本、监管力度大小等的影响,其中奖励、惩罚以及监管力度大小是影响其策略行为交互机理及演化趋势的主要因素;(2)通过分析不同因素变化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发现:奖励调节与增加惩罚可有效促进演化趋于稳态的速率,且奖励机制要优于惩罚机制;(3)在一定条件下中央政府增加监督力度会弱化地方政府的反应速度。

不对称信息环境下的金融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视角的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和金融风险处置上的作用日益被强调,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权责却模糊不清。本文从中央政府的视角,从信息、道德风险以及金融外部性三方面来分析金融管理的集权与分权问题。研究发现在金融集权的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干预,一国可能会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状态。在金融分权情境下,地方状态信息对一项金融政策制定越重要、信息甄别成本越大,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权的价值越大,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容忍度越高。而当引入金融外部性,尤其是金融风险极易跨区域传染的特性时,有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力和丰富的宏观金融工具的中央政府在协调地区间金融溢出效应,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相比地方政府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而,本文认为在金融分权的情境下,政策性金融权力的下放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放与不放的问题,而是一个金融适度分权问题,即合理地将一系列的政策性金融权力配置给中央与地方政府,寻求最优金融分权结构,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分权与激励: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分权边界以及激励契约,探索提高有效土地供应的措施以增进土地宏观调控成效。研究方法:应用政策分析、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分权理论与激励理论,分析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结果:(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供应中的权力边界不是固定的,不同权力呈现出不同的分权变化路径;(2)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具有"多任务委托代理"的特征,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执行激励强且易考量的供地任务。研究结论: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设立合理的土地供应分权边界是实现有效土地供应的基础;而促使地方政府将中央供地计划落到实处的一个关键是建立和完善约束地方政府供地行为的土地供应"激励契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