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督管理法”核心内容的基本构想

按照我国本轮修改金融法的最初设想:将《证券法》完善成为“资本市场法”,《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形成货币市场法,以此构建我国金融法的核心业务体系。与之相对应,将原金融监管机关进行合并,以解决监管全面覆盖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由于前期条件不够成熟,相关法律修改仍然保留了原有名称,只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善。为此,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全部金融监督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证监会在金融监管上应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保持协调或者合并。因此,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成为“金融监督管理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作为一次系统性的全面修改,应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关范畴界定、目标原则、机关设置、监管职责、实施措施、监管协作、法律协调等进行统一完善。

绿色信贷政策与低碳企业金融投资——基于融资约束和投资动机的双重检验

低碳企业能否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下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并积极投身实体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绿色信贷指引》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融资约束和投资动机的双重机制,利用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低碳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低碳企业金融投资,较好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实体经济。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抑制效应源于融资约束缓解削弱了企业金融投资的“蓄水池”动机和“投资替代”动机,并且该逻辑得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规制强度调节效应的验证。此外,影响融资约束和投资动机的多种因素导致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据此,应构建多层次绿色信贷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可信度、营造健康金融生态环境,以防范企业“漂绿”行为,建立兼顾防风险、治污染和促经济的金融政策体系。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央行职能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凸显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目前,国际社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展开了广泛探讨,各国监管当局也在实践中逐步推进宏观审慎监管。本文剖析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三个重要核心部分,即宏观审慎政策目标、政策治理范围和操作工具,进而探讨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及其对中央银行履职带来的挑战。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两者必须协调使用,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主要作用,确保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一致性,避免监管摩擦和监管真空。在我国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中,由于人民银行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同时具备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定职能和监管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和支付体系的法定职权,从而决定了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必然发挥主要作用。

金融周期状态识别、双支柱政策调控与产出响应

中国经济在结构优化、方式转变与质量效益提升的过程中存在增速减缓风险,双支柱政策在调控金融周期波动过程中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向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在构建金融状况指数的基础上,对金融周期状态进行了识别,并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周期处于不同状态时双支柱政策调控对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周期处于不同状态时双支柱政策调控对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以流动性比例监管以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工具的宏观审慎政策配合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高涨期促进产出增长效果明显,但与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工具的宏观审慎政策配合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紧缩期促进产出增长效果更明显。因此,在制定与实施双支柱调控政策前,应全面做好政策效果评估,充分考虑所处金融周期状态与经济周期状态,选择合适的政策组合。

金融调控主体法律责任机制研究

金融调控是当代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形式,为了有效保证金融调控的效果,保障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执行和适用,对金融调控主体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实属必要。当前,我国有关金融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安排还需进一步完善,在确定法律责任主体时,应区分金融调控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并分别明确责任;在认定金融调控违法行为时,主要以是否违反金融调控法定程序为标准;金融调控法律责任的形态主要有继续履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金融调控法律责任主要通过金融调控复议和诉讼两种途径予以实现。

政府职能定位与金融产业市场化——以中国基金业的发展为例

笔者认为,新兴市场的政府负有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责任,而繁荣市场最有效的举措是政府主动推动市场化改革,并保持市场化进程的节奏。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近几年成功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案例论证了笔者的观点。正是监管部门采取了简化审批等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措施,使基金市场充分释放了潜能,实现了超常规增长。以2002～2005年基金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分析为基础,本文认为,放松管制,简化审批,提高效率,加强监管,是过去几年促进基金行业快速发展的最显著因素。基金业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及其所揭示的内在规律,对其他金融产业的改革有借鉴作用。

比较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与会计制度

对规范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与会计的《准则》、《制度》进行比较,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及给会计实务、会计信息质量带来的影响,并分析讨论了将“收付实现制”改为“权责发生制”和改革预算编制原则的必要性,提出几种解决矛盾的方法.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环境与财务绩效

文章以2013-201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理论等角度出发,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制度环境两个方面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同时探究制度环境是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上市企业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即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制度环境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它正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地区所在制度环境越好,该地区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程度。

金融危机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自律和社会发展都有积极影响。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包涵的对于职工、消费者、环境、所在国家等方面社会责任的阐述，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法》中如何予以法律规制的问题。

国际金融监管及风险应对的协同防治研究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金融业也逐渐迈向国际化,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并逐步扩张。而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带来的不仅是机遇还有国际性的金融风险,以及突破现行金融监管构架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国际化使得金融机构直接暴露在国际环境当中,这也就带来了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别化到国际化的变化使得金额活动的监管成为难题。因此,面对金融的国际化发展,仍需完善金融监管方式,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应对手段,打造金融监管和风险应对一体化的协同防治机制。

财政资金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相关问题的思考

财政资金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应重视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行为和时间，保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上的一致性，明确落实投资的责任主体，注重完善财政性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法制化建设。

如何做好学校财务会计管理工作

在学校的经营管理中,财务会计管理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资金的管理和运营等对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改革实验区金融创新与监管动态响应机制研究——基于美国金融创新产品的衍生逻辑视角

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设立及随后深圳推出系列金融创新举措开启了我国金融实验区改革的序幕。在金融实验区,围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规范化的金融体系以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孕育了一条凸显金融创新的资金流动链条。美国金融创新体系中以房地产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创新衍化逻辑尤为典型,但该衍化链条蕴藏的金融监管对创新响应失衡引发了流动性逆转联动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之后掀起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潮。鉴于此,本文借鉴美国金融创新衍化的经验,弥补其不足,并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在金融实验区搭建了金融创新与监管间"一种理念,两种响应"的动态响应机制,以期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使金融创新能够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新业态金融风险的回应性监管——以网络股权众筹平台为例

股权众筹融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新业态互联网金融模式。处于股权众筹融资产业链核心的股权众筹平台近年来快速发展,并伴随着道德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4大风险类别。基于回应性监管原理,对金融新业态的回应性监管,在行业发展初期应该采取超罚策略与鼓励强化自我监管策略同时使用的方法,使全行业树立底线思维,防止大规模道德风险的产生。同时应通过监管逐步升级、引入和加强第三方监管、倡导强化自我监管、加强与行业内发展较快企业的沟通等多种方式建立多方共治的"大监管"格局,防止严重的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发生,并改善管理风险。

提高金融包容:一个银行法的视角

通过提高金融包容促进人类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未来金融法改革,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管实践应充分考虑金融包容。从银行法改革来看,提高金融包容应与维护银行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共同作为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作为法定的权利,公众获得生命线性的银行服务,可以通过银行社会责任的法定化来实现,并通过私法和公法强制实施。从激励相容和成本效益监管原则出发,对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实施差异化监管。

投资法院机制维护欧盟法律自主性的制度设计及中国应对

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第三国缔结的混合投资协定中纳入的投资法院机制(ICS)对传统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但是作为与欧盟司法制度并行的机制,ICS的设立可能会对欧盟法律秩序造成损害。因此,欧盟在投资协定以及欧盟法律中纳入了相关制度确保欧盟法律的自主性以及ICS仲裁程序不会干预欧盟法院的管辖权。但是,这些条款的适用将损害ICS仲裁庭自身的独立性,并可能阻碍ICS仲裁裁决在欧盟法院和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从而损害寻求公正、独立和可执行的ICS仲裁庭裁决的第三国投资者的利益。有鉴于此,为了保护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中国应当考虑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加入特定条款。

构建“监管沙盒”创新监管模式机制研究——基于“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当前,互联网金融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而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两者的矛盾一直是金融界永恒讨论的主题。2015年3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提出的《沙盒监管报告》里程碑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监管沙盒模式是目前最优的一种包容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能有效达到互联网金融发展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平衡,我国也应建立'监管沙盒',该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沙盒内具体运行机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首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述评,其次对'负责任创新'和'监管沙盒'模式进行介绍并总结两者的联系,然后本文首次基于'负责任创新'这一新视角构建了以'预测机制→反思机制→协商机制→反馈机制'构建'监管沙盒'创新监管模式的机制路线,最后,分析了现有研究仍存在的不足以及将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