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财政政策后续效应评估:40次银行危机样本

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40次重要的系统性银行危机为基础,对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选择进行实证评价。实证结果表明,"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产生相对较优的经济效果,应成为金融危机后的主要政策选择,但由于两种政策刺激或稳定经济的效力都集中体现在短期,为避免持续和大规模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危机消退、经济企稳回升,之前作为"反危机工具"出现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步淡出。

地方债规模增长的一个解释框架

地方债规模增长是引发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方面。治理地方债规模的过快增长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识别其形成机制。本文首次从地方财政能力的视角建立了解释地方债规模增长的理论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集中于需求方面的局限。本文研究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东部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缺口的压力对债务规模增长不可小觑。对地方债规模增长成因的解释,意味着政策导向应立足于策略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并从地方债管理的角度,建立可靠的偿债机制和制度法律约束。

日本灾后财政和债务前景展望

日本是发达经济体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国家。接二连三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主权债务问题使市场不得不对日本是否将是下一个债务危机发生国产生隐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的债务结构和低利率环境还可以使其维系高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然而2008年之后,在全球经济疲软和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日本处在了主权债务风险一直上升的阶段。更令日本祸不单行的是"3.11"大地震、海啸和核泄露事件,这一连串灾难更令日本在财政赤字和举债问题上如履薄冰。如果日本政府还不尽快实施有效的债务管理政策和可信的财政整顿计划,短期日本经济会难于运转,中长期日本将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我国结构性减税的总体规模、方向选择与效果评价思考——基于美国减税浪潮的分析与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及本轮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连续实施了逾30年的减税政策,该政策在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美国政府极为倚重的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通过对以上多次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美国减税政策的实践中,其所具有的减税规模的确定性、主要减税方向的针对性以及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都对我国当前仍在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后危机时代中国与欧美财政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通过达瓦斯两国财政离散度的测算和MSVAR模型对中美、中欧财政政策协调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欧的财政政策相关程度比中美要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与欧元区相似,以及美元霸权地位的"资本双向流动模式"所决定。债务危机后需要各经济体进行统一协调的财政方案,否则一个开放经济体政策的作用效果会被抵消。目前中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仍处于从属地位,未来美国的财政赤字将大幅下降,同时欧元区的赤字也将波动下降,中国要加快做好经济结构调整。

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国际经验综述

文章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主要来源显示为税收体系结构和政府财政收支与经济周期的反向运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力和职责的分配不当;地方政府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并对财政危机发生后的应对措施和地方财政危机的防范等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

欧美主权债务问题的比较分析与前景展望

欧美主权债务问题近几年来阻碍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对比欧美主权债务,欧洲比美国问题严重,而两者都有经济增速低、高福利制度和刺激政策的共同成因。美国主权债务比欧洲主权债务可控性强,欧洲债务危机反映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解决难度大。短期内欧美主权债务问题可能得到缓解,但长期看欧洲债务危机可能还会爆发,美国主权债务也存在隐忧。

赤字转嫁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主因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和表面原因很多,但赤字转嫁才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美国政府在自身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将住宅市场干预的成本转嫁到市场主体特别是住房金融机构身上,导致美国宏观经济整体失衡,最终诱发次贷危机和全面的金融危机。解决美国次贷危机,首先要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美国政府目前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只是短期措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是长期措施。

金融海啸与中国经济

这次金融海啸的性质是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原因:(1)19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世界货币体系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2)美国经济储蓄率过低,向全世界举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3)美联储一直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这就使美国经济,进而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虚拟财富的泡沫。局部泡沫的爆破,会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深深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前20年中,中国有效利用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储蓄不足的特点,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大量的出口需求弥补由粗放发展方式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出口导向政策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使外汇存底大量增加,而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和流动性泛滥使得中国金融体系中也出现了大量泡沫。由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这场世界金融海啸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1)金融海啸的冲击促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泡沫破灭,虚拟资产的消失造成流通性短缺和某些企业资金链断裂;(2)国际市场购买力下降造成中国出口订单的减少,使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的危险增大。对此,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应对。在国际上,应与各国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同时通过共同的努力,构建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在国内方面,虽然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可以放在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困难上,但是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效率的提升。

日本财政危机的走势及根源分析

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财政赤字危机日渐严重,虽然2006年稍事好转,却于全球金融危机中,再次深陷财政危机的泥沼。2011年,日本政府为东海岸地震而额外增加的财政支出又使日本雪上加霜。日本陷入财政危机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景气、人口老龄化、制度因素、欧美反衬因素、公共投资乘数下降以及维持庞大公共支出规模等6个方面。文末预测日本在今后的几年中,仍无法阻止国债余额的增长,赤字财政危机状况令人担忧。

财政赤字、货币供应与金融稳定: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财政赤字可以产生货币扩张效应,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传导至宏观金融稳定层面,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1978～2007年我国财政赤字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对《马约》赤字率、债务率参考标准的反思

结合当前世界各国纷纷推行应对金融危机的赤字财政政策的背景,分析《马约》赤字率、债务率参考标准。结果表明,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5%是《马约》参考标准成立的必要条件,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或者增长放缓,《马约》参考标准在金融危机中显示出局限性,然而,在新的评价手段出台之前,我国并没有放弃遵循《马约》参考标准的充足理由。

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析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出口、投资和消费均出现下滑的态势下,我国政府果断出台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本文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基本走势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了政策回顾及效应评析,充分肯定了积极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预算制度改革与财政的可持续性:新西兰的经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西兰是能够以较好的财政状况应对这一挑战的少许发达国家之一、并可望在2014—2015财年恢复财政收支盈余。新西兰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它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持之不懈的以财政可持续性、稳定性为目的的政府和财政以及预算制度改革。论文回顾了这些改革的成因、内容、执行和效果,着重讨论了新西兰的《公共财政法》(1989)和《财政责任法》(1994)所规定的政府财政责任原则及其配套的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制度改革,以及新西兰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初依次使用的三种控制财政支出的预算方法。新西兰的改革,对于在保持财政可持续性上面临越来越大挑战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中的财政因素与启示

拉美国家应对债务危机的财政措施是:削减政府投资和社会支出;实行“财政分权”的财政体制改革;注重短期内的财政收支调整等。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财政因素有:“顺周期性”的财政政策;外债管理存在缺陷;公共部门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税收比重较低;财政支出刚性较大,等等。可借鉴的经验:建立稳固、强大的国家财政;切实管好政府债务特别是主权外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和结构调整,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等。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税政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由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造成的。当前国家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也应着眼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收入分配两个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中国宏观政策反应效果研究——基于开放经济DSGE-VAR模型

利用一个开放经济DSGE-VAR模型模拟和测算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果及其传递渠道,以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并在此框架下讨论了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反应的效果,识别了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长期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汇率渠道和贸易渠道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第二,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是及时有效的,虽然副作用也很大;如果没有这些刺激政策,中国的真实产出在2009年将下降5个百分点,出口也将大幅下降。第三,消费偏好冲击、投资冲击、进口价格指数冲击、利率冲击和国外经济波动冲击是引起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比较分析及思考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从2008年底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针对在政策搭配中所出现的问题,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从短期、中期以及长期来考虑政策的选择和配合。

金融危机下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民营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为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加大财政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对民营经济的财税支持体系,包括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完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及大幅度增加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等措施。

美国次贷危机救助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金融与贸易传导的双重视角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因采用合理救助政策而快速复苏,对于金融危机救助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具有长期的理论意义和战略需要。危机救助不仅仅作用于金融本身,贸易也是发挥救助作用的重要渠道。故而,本文从美国次贷危机救助政策及其传导机制入手,梳理了美国次贷危机救助手段,更将次贷危机救助政策的传导渠道分为金融渠道和贸易渠道分别进行研究。笔者采用VAR模型,以2008～2018年间的月度美国国债利率、M2、财政支出、道琼斯指数、汇率、进出口量以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其救助政策传递渠道及其有效性。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金融与贸易双向渠道发挥作用,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更快显现;同时,财政政策由前期贸易情况决定,并且仅能通过贸易渠道发挥救助作用,两种救助政策具有长期影响。鉴于美国使用上述政策的效果,笔者认为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应当建立研究框架,采用大数据等手段支持金融压力指数等实时检测指标,合理救助,明确部门分工,以便危机爆发时有完善的事前、事中、事后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