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期货违法行为举报制度研究

证券期货违法行为举报是一项内容丰富的制度,阐释其中的法治意涵、制度逻辑及机制建设是促进发展的重要论题。研究发现,该制度在政策法规指引下稳步推进,呼应了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要求。在制度逻辑方面,举报具有法律伦理的正当性,客观上在证券期货市场形成举报人与监管部门的公私合作模式,且克服信息不对称助力提升监管效能。为强化制度优势,重点机制建设包括:其一,确保举报人积极理性行使举报权,构建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其二,提高监管部门对违法行为处理的质效,形塑运转高效的程序机制;其三,维系举报人、被举报人与监管部门三方井然有序的法律关系,从权益保护、法律责任、权利救济等保障机制上予以优化。

论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环境及法律

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尚未出现的原因 ,论述了建立金融期货市场所依托的环境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 ,提出了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法律制度的制定应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观点。文章认为金融期货交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应逐步建立市场 ,并且政府对其监管的力度应大于金融现货市场。

中国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期货市场能够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前提是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征包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高效率的市场运行、合理的市场结构、创新引领发展以及市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等。目前在中国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如品种结构不完善、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期货公司实力较弱、国际化水平不高等。推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必须加强品种创新力度,完善投资者结构,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升期货公司的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

论法律不完备性与政府介入期货市场

在期货市场上,法律不完备性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法律对于侵害行为的阻吓作用非常有限。期货市场法律的不完备性,主要取决于期货市场的特点和性质。政府采取相关的监管方式管理期货市场非常必要,监管的介入需要满足标准化和损害(外部性)足够高的条件。政府管理期货市场立法和法院执法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更主要的是采用监管的方式。

公司融资工具演进的法律视角

公司组织形式与融资机制是一枚货币的两面。公司融资有三个制度创新的峰值期:一是17世纪合股公司的融资结构法人化,由此凝固出公司组织的基本构成要件,特别是股、股份、资本等概念的形成与分化。二是19世纪末的融资工具创新,从铁路公司到制造业公司,从举债融资到破产重组,不同场景下的融资或再融资诉求创造出众多兼有股、债混合特征的金融工具,导致传统的"股—债"二分法失灵。三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衍生革命与金融工程,对传统的股、债工具都毫不留情地解构与重组。融资工具的创新也意味着对组织形态的构造与重构,制造出新的利益冲突,刺激着法律规制的萌芽与生长。市场、融资、组织体三个维度之间的交互运作,驱动着公司财务以及公司法、商法的持续发展。

我国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的法律控制

金融期货交易可以发挥杠杆原理 ,以小博大 ,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期货市场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不加以控制将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风险控制的手段有多种 。

强行平仓法律性质研究

强行平仓是期货交易中风险控制的核心制度。但关于强行平仓法律性质学界争议不断,导致立法上相互矛盾,进而影响司法实践中对于责任划分的不清晰。过去仅从私法角度出发的"权利说""义务说""权利兼义务说"与"权利转义务说"都不能全面地看清这一问题。忽视了强行平仓制度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公法上的制度价值。从公法私法相结合的角度来解构强行平仓制度,可以得出其兼有公法义务与私法义务的双重属性的结论。

转让式履约保障制度在我国金融衍生品领域的立法研究

所有权转让式信用支持安排在域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金融发达的欧美国家均在其国内法中有相应规定,我国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转让式履约保障制度即来源于此。目前国内有关转让式履约保障制度的规定仅存在于行业自律组织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尚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因此,其法律效力备受争议。随着我国期货和衍生品立法工作的逐渐开展,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市场参与者和立法者所重视,在立法草案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但是目前立法尚处于征集意见阶段,且现有草案的规定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不能将转让式履约保障制度有效地纳入法条之中。因此,需要对期货和衍生品立法进行更加合理化地修订,以解决我国立法在相关制度上的缺失问题。

商业银行风险处置措施的优化进路: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处置措施是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制度的核心,事关金融稳定。当前相关立法的体系不清、细节缺失,不利于实现风险处置的“效率”和“公平”,更无法调和两者的潜在冲突。法经济学提供的三种视角有助于揭示处置措施的经济逻辑,进而指导规则的多元优化。“向后看”关注措施的当下效益,讲求高效善后。处置措施据此可分为增量型、过渡型和存量型三种功能类型,分别需要不同的规则加以约束或促进才能实现效率。“向前看”侧重措施的未来激励,关乎公平分配。法律应基于资金来源明确处置措施使用时的排序、底线和杠杆思维,以此保障公平。“向上看”用于权衡前两种视角的冲突,追求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处置措施的实施策略应根据总体金融稳定的状态进行调整,立法需澄清启用和停用相关处置措施的标准和条件。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国际经验与本土选择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2017年11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一行三会"为"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双峰)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70年来中国财务会计研究的演进与发展

纵观70 年来中国财务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财务会计研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特点。它经历了从引进苏联模式的财务会计理论框架到转向借鉴具有国际视野的财务会计研究体系,于摸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不断寻求符合企业实践需要和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发展之路曲折,但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与辛勤探索下,中国的财务会计研究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一方面,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数据可用性的增强,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为解释商业活动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另一方面,财务会计研究广泛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特色,多学科互动频繁,研究课题趋于多元化。当前,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革新火热进行,理念、技术开拓创新,驱动着财务会计研究的持续创新;宏观经济政策面临调整升级,财税、金融等体制亟待革新,国企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为财务会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产业结构与生产力更新变革,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在实践中不断催生新的范式。这些都将为财务会计研究提供新的素材,使得财务会计的研究话题更加新颖,研究视野不断拓宽,进而促进具有中国特色、把握时代潮流和顺应国际趋势的财务会计研究体系不断完善。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扩容研究——以股指期货刑法规制为视角

随着金融市场的纵深发展和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世界各国开始对金融衍生品及监管模式展开了深刻反思。后危机时代,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规范日益受到重视。由于各自领域关注重点不同,金融界与法学界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必然迥异,故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是否应当适时扩容,尤其是股指期货能否被操纵成为各领域专家争论的话题。对于资本市场违法行为的刑法规制而言,首先必须是立法活动应当与实践紧密结合,其次是刑事法律理论应该走在实践前面。

股指期货交易法律问题探析

股指期货是金融领域的一项伟大创新,它的产生带来一轮新的金融革命,将金融领域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造就了一个更加高效安全的金融市场。由于我国股指期货是一新生代产品,所以各个方面仍存在许多短板,包括法律方面。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股指期货交易的概念、法律特征、历史发展、基本作用、法律关系等基本问题,然后从交易行为、交易风险、交易监管以及交易纠纷解决四个视角对股指期货交易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