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为何会“随波逐流”--基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视角

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会对企业行为产生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文突破企业间决策相互独立的假设,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作用于企业投资同伴效应及其经济后果。以2010-2019年在沪、深A股上市交易的所有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企业投资同伴效应,且行业特征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信息不对称与风险因素构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企业跟从同伴投资决策的内在逻辑;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企业投资同伴效应短期内有助于缓解投资不足,但从长期来看毁损了企业价值并加剧了业绩波动风险。本文为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对制定政府政策及企业决策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研究

基于风险承担视角,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资本结构、风险承担、企业绩效3者之间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二者之间关系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影响,国有企业负债率显著高于民营企业负债率;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低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研究结论深化了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传导路径,发现风险承担是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对风险承担和价值的影响

文章以2008—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公司的资本支出、收购支出、ROA波动率回归之后的残差绝对值作为衡量最优风险承担水平的代理变量,以润灵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评分为上市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风险承担和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减少公司偏离最优风险承担水平的有效机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公司价值。企业社会责任和风险承担变量的交互项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通过风险承担变量对公司价值产生进一步影响,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基本不变。文章的研究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对确保公司有效投资和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性,对于证券市场监管、上市公司运作和投资者决策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阻碍企业创新吗?——企业家风险容忍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试图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并探究企业家风险容忍度缓解该效应的作用机制.基于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阻碍企业创新.进一步检验表明,企业家风险容忍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这种不利影响,且在一定条件下,不确定性甚至会促进企业创新.

外汇风险影响企业价值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

本文通过逐一构造企业层面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考察我国A股市场中14个制造子行业291家企业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阶段下的线性与非对称外汇风险暴露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中存在较为普遍的非对称的外汇风险暴露,并且随时间推移,制造业企业整体面临的非对称外汇风险暴露水平逐渐提高,但存在行业与时间差异;与使用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指数相比,本文构建的企业层面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测度出更高的外汇风险暴露水平。随着汇率风险的加剧,制造业企业需要提高外汇风险管理的意识和水平,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也亟待完善。

多个大股东、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

多个大股东能够显著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企业风险承担是大股东影响企业价值的潜在渠道。本研究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非绝对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多个非控股大股东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相对控股大股东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企业风险承担是第一大股东与企业价值的中介变量,负向影响二者关系。企业风险承担是非控股股东、相对控股股东与企业价值的中介变量,但影响方向存在差异,正向影响非控股大股东与企业价值,负向影响相对控股股东与企业价值。本文从风险承担视角揭示了多个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环境绩效影响研究——基于高能耗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1-2017年高能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投影寻踪模型和方向距离函数计算企业的综合风险承担水平和环境绩效,再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风险承担水平与环境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风险承担水平负向影响了企业环境绩效,且决定风险承担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是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企业规模对风险承担水平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风险承担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规模越大的企业环境绩效越好;企业所有制未能调节风险承担水平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最后,从风险角度提出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建议。

CEO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

CEO拥有最高的执行权力,处于企业整体管理结构的核心位置。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CEO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会做出不同的决策,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以2012—2020年期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CEO特征、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的年龄、学历、任期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CEO年龄与企业风险承担负相关,CEO学历水平、两职合一、任期与企业的风险承担正相关;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正相关;风险承担在CEO特征与企业绩效间起中介作用。以上分析结论给我们的启示:CEO聘任时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年龄大的CEO、学历高的CEO、女性CEO,适当延长CEO的任期,在企业推行CEO两职合一的政策,对于提升企业绩效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全面风险管理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央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使用上市央企2008年至2011年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情况数据实证检验全面风险管理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企业具有更好的财务业绩;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程度越高,财务业绩越好;用滞后效应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全面风险管理对未来期企业业绩的作用依然显著。在使用Tobin’s Q替代财务业绩或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与之前结论一致。研究结果为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杠杆率动态调整效应与“去杠杆”路径选择

本文研究了企业杠杆率的两类动态调整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和企业风险效应,利用1998-2015年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1)企业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与企业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后者对应的拐点杠杆率更低。(2)中长期较短期杠杆率可以在更大区间兼顾"提效率"与"降风险"目标。(3)企业向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迈进的过程中,"倒U型"和"U型"拐点来临更快,降杠杆的迫切性越来越高。为此,企业"去杠杆"需充分考虑杠杆率的"效率"与"风险"效应,并结合企业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以及杠杆率期限结构特征的不同而采取差异化策略。

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

高杠杆和短债长用是企业面临的两大核心债务问题,本文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其对企业绩效和债务风险的影响,并首次考察了两者的交互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杠杆率降低了企业总资产回报率并提高了债务风险,但有利于提高净资产回报率,构成企业杠杆融资的微观基础;短债长用既不利于企业绩效又提高债务风险,且加剧了债务风险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反映了企业融资期限约束下的被动选择。第二,短债长用与杠杆率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弱化了杠杆率的积极作用,强化了杠杆率的消极影响,恶化了企业的风险融资体征和破产风险。第三,杠杆率与短债长用通过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和降低研发投入两方面恶化企业绩效。第四,上述影响存在一定的企业异质性和长短期差异。本文为杠杆率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经验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学理支持。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正常企业风险承担?僵尸企业如何影响正常企业风险承担?--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风险承担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僵尸企业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其影响正常企业风险承担的渠道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怎样,实证分析这些问题既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条件的客观考量,也为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提供现实参考。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在识别僵尸企业的基础上,探究僵尸企业是否会对正常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并讨论其背后的机制及政策含义。实证研究发现,僵尸企业推高了正常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其中存在两个主要的作用机制:资源挤占效应和竞争扭曲效应;但同时研究发现,僵尸企业抑制了正常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企业所有制和银行业结构异质性,企业寻租对僵尸企业影响正常企业风险承担具有再调节效应。上述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应重视从风险溢出角度考量和针对性设置僵尸企业处置方案,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和疏导、发展中小银行,促进要素市场公平竞争。

政企关系与企业特质风险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就业、税收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获取关键资源和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处于劣势。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构建的政企关系成为正式制度不完善时的替代机制,对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政企关系既可能有助于民营企业应对特质风险,又可能加剧民营企业特质风险,已有研究尚未针对二者关系给出系统的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以2008年至2016年沪深两市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数据,运用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和Fama-French五因素模型测量企业特质风险,采用最小二乘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建立的政企关系对企业特质风险的影响。进一步地,利用中介因子检验法,检验政企关系影响企业特质风险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关系与企业特质风险显著负相关;运用Heckman两阶段控制可能的自选择问题后,政企关系与企业特质风险仍显著负相关;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测试二者的关系,发现企业特质风险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处理组特质风险显著更低。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检验考察政企关系影响企业特质风险的作用机理,发现政企关系缓解了融资约束,进而有助于民营企业有效应对特质风险;相对于弱政企关系,强政企关系对企业特质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政企关系经济后果研究,回答了政企关系影响企业特质风险的作用机理,为政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提升了对企业特质风险影响因素的认知,融资约束是企业特质风险的重要来源和影响因素;为民营企业有效应对和化解企业风险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启示意义。

风险或偏误? 企业投资视角下股票价值效应的成因研究

本文以企业投资与股票收益模式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就股票市场上价值效应成因的投资角度解释进行了分析,并运用GRS时间序列回归检验和广义矩横截面估计的方法对该理论解释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投资资本比为指标所构建的投资因子,包含着与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中账面市值比因子相近的信息,并且能够与账面市值比因子一样好地解释价值效应。该发现为撤资代价及反周期风险价格是导致价值效应的动因这一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经济决策者更好地理解我国企业投资、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性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供了依据。

制度同形下的合法性风险与外资企业资产收益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探讨在华外资企业的资产收益。通过建立风险充分分散的资产收益均衡模型，以检验地区外资企业的资产收益究竟是一种全国还是地区配置效应的结果：并纳入风险溢价拓展模型来检验合法性风险对外资企业资产收益的作用。基于1999-2012年期间省际面板数据并结合系统GMM估计的实证检验表明：地区外资企业的资产收益并非一种全国配置效应的产物．而是一种地区配置效应的结果，这一点无论对来自港澳台还是非港澳地区的企业都成立，而且即使在剔除市场化水平较低和较高地区的样本时，关于配置效应的这些结论也稳健存在：地区合法性风险与外资企业期望的资产收益存在正相关．该结论对来自港澳台与非港澳台地区的企业都存在。同时．即使改变全国层面外资资产收益的度量指标，外商与港澳台投资企业资产收益此种配置效应以及合法性风险对期望资产收益的作用，也都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与实体部门经营风险

实体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主体,然而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特别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以同伴企业间的相互模仿行为作为切入点,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并进一步讨论了同伴效应对实体部门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伴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越高,即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2)学习效应、产品市场竞争不足、管理层过度自信是产生企业金融化同伴效应的重要原因;(3)企业的模仿行为存在非理性,同伴效应主要发生在交易类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两类投机性资产上,且在同伴企业增持金融资产时模仿行为尤为明显,这最终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行业整体经营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及其给实体部门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反倾销、多产品企业与出口生存风险

多产品企业内部的出口产品调整不仅会影响出口二元边际,还会在客观上影响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竞争力。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出口市场面临的风险加剧。基于生存分析方法,利用2000—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与全球反倾销数据,从"企业-目的地-产品"层面,实证考察了反倾销对多产品企业各产品出口生存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加剧了多产品企业内非倾销产品在特定市场的生存风险,即反倾销对出口产品生存风险的影响存在企业内产品间的溢出效应,且该效应随着企业类型、贸易方式、产品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反倾销通过影响企业层面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调整,间接影响了多产品企业内部非倾销产品的生存风险。研究为多产品企业内部存在反倾销的"寒蝉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与机制分析,为我国企业如何提高出口生存能力以及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与冲击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