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ESG表现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举措,对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升级大有裨益。与此同时,ESG概念的提出明确了企业发展需着重考量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三方面的表现,即企业ESG表现也将作用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因此,论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的高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ESG表现视角,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促进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区分企业负债水平后发现,相比于低负债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加快高负债污染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2)绿色信贷政策会提升高污染企业的ESG表现,企业ESG表现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效果;3)在深入探讨企业融资约束和商业信用程度的异质性是否会影响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时,发现相较于面临弱融资约束和拥有高商业信用的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促进面临强融资约束和低商业信用的高污染企业调整资本结构。因此,探讨绿色信贷政策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对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推动高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

数字产品进口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数字经济为我国绿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征有利于实现科学降污减排。为研究数字产品进口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本文从数字产品智能化水平高、技术外溢强两大特征出发,阐明了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理论机制,并使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海关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产品进口有利于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仍成立;同时,出口企业、不受环境规制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能够从数字产品进口中获得更强的环境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水平、改善企业生产率、激励企业创新来达到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目的。从企业数字产品进口状态构成的视角分解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后发现,由持续进口、非进口转进口、新进入进口构成的行业内企业数字产品进口状态变动是驱动中国行业整体污染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本文丰富了现有数字贸易研究,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声发射技术的绝缘子材料污闪动态智能监测

为提高电力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出一种基于声发射技术的电力设备绝缘子材料污闪监测的试验方法。其中采用K-L变换法提取材料污闪声发射信号特征量最大幅值和工频半周波包络线,并将其输入BP神经网络和D-S证据理论组合分类器中进行识别。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可有效识别电力设备绝缘子材料的污闪发展阶段,进而实现电力设备绝缘子材料的污闪监测,且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为97.78%,相较于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方法,所提方法的识别准确率提高了6.67%,为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环境规制、引致性研发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三个层次检验了"波特假说"的存在。首先运用Tobit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由环境规制引致的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研发,而且这种由环境规制引致的企业研发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说"的存在;另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因污染强度和所有制不同存在明显差别。

我国空气污染的区域发展趋势分析

工业化产生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危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和R/S分形方法,使用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1995-2011年期间的序列数据。首先,以能源消费总量为控制变量,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找出环境污染的主要成分是工业废气排放。然后,着重分析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的R/S分形轨迹。实证结果表明:它们的Hurst指数均介于0和5之间,说明其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未来变化呈负相关性,但它们的分维值却不同,全国和中部地区距1.5较近,说明两者的反持续性较东、西部地区弱,今后中部地区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将增大,应成为重点监控对象。

基于污染的中美贸易实证研究

从污染排放视角考察了2004年中美26个工业产业的进出口贸易,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出口美国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低于进口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但由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出了进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表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恶化了中国环境,需要从贸易产生的环境利益角度综合评价贸易顺差。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排污企业的博弈分析

如何解决排污企业与附近居民损失的争端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本文认为这是一个机制设计问题,并建立了模型,在企业作为机制的设计者,附近居民遭受的损失是不确定的,但其产权安排占优势情况下,在个体理性和激励相容的约束下,得到了利润最大化方案并且讨论了其性质.研究表明,在均衡时,机制产生的后果是无效率的;且随着遭受损失的居民人数增加,效率越来越差.

浅论企业自行监测方案中执行排放标准的审核

分析了企业自行监测方案中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在适用类别、标准变更、适用范围、涵盖的污染物种类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从企业执行排放标准的原则、排放标准变更及(执行)时间变化、工艺特点与排放标准的关系、排放污染物种类的识别等角度,提出了审核时应把握的关键点。

环境规制对现存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企业渐渐由中心区迁往外围区域,目前鲜有研究从这一视角观察企业迁移行为.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现存企业的迁移行为进行了探讨.实证分析发现在省级层面,废水污染费征收率提升显著减少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废气污染费征收率提高增加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在企业层面,环境规制增强显著提升企业在县区之间迁移的概率.利用国家贫困县名录,进一步发现废气污染费率增加显著提升企业往县和贫困县迁移的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加入WTO、2003年污染费征收改革后污染费上升时企业显著提高向贫困县迁移的概率.最后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以规避环境规制成本从而降低了迁移的概率.

完善排污收费制度与建立企业环境会计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回顾目前环境会计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建立企业层次环境会计制度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通过建立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可以在现在企业会计基础上建立企业层次上的环境会计 ,分析了这一方式的合理性 ,并提出建立这一制度的基本形式及其重要意义。

揭开出口贸易影响企业排污的“面纱”——清洁生产与终端治理

出口贸易对企业排污的影响机制一直是学术界的未解之谜。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考察了企业出口行为对污染排放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出口能够降低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废气、工业废水等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这说明出口贸易对企业污染排放产生了抑制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企业出口行为对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废气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使用清洁型能源实现的,即“清洁生产”渠道;而对工业废水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终端治理”来实现的。此外,出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小企业的作用更为明显。同时,在更换了出口的度量指标、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于新形势下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企业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微观环境数据实证

妥善处置僵尸企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采用1999—2012年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在以构建熵权法计算的污染密度和以排污费计算的污染强度指标的基础上,从生态学和经济学两个维度,研究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僵尸企业比例越高,当地正常企业污染情况越严重,这一效应对轻工业及私有企业更加明显,上述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中均保持稳健,此外,该效应在政府干预能力更高的地区和创新能力较低的城市更为显著。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政府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挤出和企业新增“三废”净化排放设施的减少可能是正常企业受到影响的重要传导渠道。因此,提出建议:政府应将处理僵尸企业作为推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抓手,不断疏通政策堵点,加快畅通市场循环,特别是从环境角度评估僵尸企业的危害,对于以往财务指标未达到清算标准但直接、间接排污严重的企业,也应当考虑关停处理。与此同时,还要兼顾补偿多方利益,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回答“人到哪儿去”的问题,借助市场机制出清僵尸企业,让沉淀的资源得到充分释放,助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台国产300MW循环流化床锅炉混煤掺烧及性能试验对比

以新投产的2台国产300MW循环流化床(CFB)锅炉为研究对象,对混煤掺烧,钙硫摩尔比以及负荷变化对脱硫效率、SO2和NOx排放特性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混煤掺烧中,随着煤质热值的降低,锅炉热效率呈降低趋势;随着钙硫摩尔比的提高,脱硫效率呈增大趋势,但钙硫摩尔比超过3.0后,脱硫效率变化不大,同时SO2呈降低趋势,NOx排放浓度呈增大趋势;锅炉在80%负荷时,锅炉热效率最高,随着负荷的降低,SO2和NOx排放浓度均呈降低趋势。

机动车尾气的产生及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和防治对策

较详细的介绍了机动车燃料和尾气的关系，全面论述了尾气中主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并对防治尾气的污染提出了建议。

排污交易政策探讨

排污交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总量控制的有效措施。本文着重探索了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排污交易政策，并提出了几种排污交易方法。

机动车排气污染及其防治

介绍了机动车排气污染的特点及其防治意义,提出了生产环保汽车、改换燃料、提高汽油质量、提高尾气净化技术、加强机动车达标排放申报核准制度等防治机动车排气污染的措施。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

推动高水平开放和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会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提高企业末端治理能力和企业管理效率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污染排放的降低效应在高污染强度行业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高能源消耗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共聚水平较高地区的减排效应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不仅有利于推动行业内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进入和高污染排放强度企业退出的动态更替,还有助于实现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以及能源投入结构优化。未来政府需要合理制定并实施阶梯性的服务业开放政策,优化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空间布局,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嵌入融合,赋能制造业绿色生产和绿色创新发展。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未预期的环境污染:税收征管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重点税源企业的监控标准构造断点回归设计,考察政府提高征税强度如何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实证发现:税务部门的重点监管行为会显著提高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机制分析表明,重点税源企业通过超排污染的方式缓解税负压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放松了对其环境外部监管,最终使企业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环保投入。本文还发现,随着税收优惠的落实和政府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税收征管对企业污染行为的溢出效应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减排

本文通过整合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两大微观数据库,并将其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进行合并,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成立。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通过优化企业的能源利用结构即降低煤炭能源依赖、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发挥减排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外资企业和高能耗企业更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减排效果,国内上游服务市场的质量提升和成本下降也会显著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研究对加快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