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视域刑法学知识体系的三维思考——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切入

刑法学知识体系尤其是犯罪论体系多元格局的形成,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分析。本文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结构、逻辑、论据三个维度进行论述,分别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刑事裁判文书结构与样式的调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形成均受到苏联的影响;“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仍然主导着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结构安排与表述顺序;“三/二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命题、范畴、思维已开始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出现。

涉外刑事诉讼翻译活动的现状、问题与展望——基于96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从对960份涉外刑事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来看,涉外刑事诉讼翻译活动具有主体以来自翻译公司的译员居多,服务对象以越南等国的被告人为主,有关案件以偷越国(边)境占比较大等特点。其存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翻译人员存在缺乏资质、中立性不足,翻译程序不到位等。解决上述问题,要以市场为导向,在高校协同下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建章立制和特色培训,发挥翻译服务机构重要作用;公检法机关当好涉外刑事诉讼翻译“把关人”;加大技术投入,政府要全力扶持人才培养工作。

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质证与审查判断运行样态及其启示——基于2013—2022年16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数据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地位。2013年到2022年的169份刑事裁判文书样本显示,扣押提取、向第三方机构调取和社交信息截图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三种电子数据取证方式,多数公诉机关将电子数据归入其他法定证据种类,少数公诉机关仅客观描述其物理属性而未予以归类。公诉机关针对电子数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三性”的质证,则显现出以合法性为重心、以真实性与关联性为补充的现实样态。法院对电子数据审查判断标准也存在差异,呈现出证据归类主观性强、判定标准不统一、控辩双方权利失衡的运行偏差。对此,必须相应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路径。

域外刑事裁判文书上网比较与启示

裁判文书是案件处理结果的最终载体,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不仅是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更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在刑事司法领域,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当履行的新义务。在美国、英国、欧盟国家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也不乏许多共同之处,其注重文书上网的制度设计,上网的时效性较高;注重上网平台的建设,构建多种类型的数据库,提供多样的检索机制;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等。当前,我国刑事裁判文书上网的做法尚不成熟,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尚未建成专门的文书数据库,检索机制缺乏实用性,刑事裁判文书上网与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程序性制裁。我国可以吸收域外经验中的合理要素,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文书公开平台和检索机制,便于社会公众获取,优化我国刑事裁判文书上网的整个流程。从而使文书上网成为监督审判的有效途径。

论刑事裁判文书事实说理“三环九步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事实说理是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类型。从裁判过程看,事实说理是对事实裁判逻辑的体现及对事实裁判行为的记录,而事实裁判逻辑体现为程序逻辑、证据逻辑及建构逻辑,事实裁判行为则是法院对控辩双方之间的庭审证据争议、定案根据争议及判决事实争议作出裁判的活动。因此事实说理应在从立案到宣判的不同诉讼阶段中,重点围绕上述三个环节展开,并在每个环节依次完成记载具体争议、评判控辩主张及表述法院观点三个步骤。“三环九步法”既是刑事裁判文书对事实建构逻辑方法的映射,也是对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亦将助推前述指导意见落地见效。

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现实图景与完善路径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的基础。本文拟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对证据说理进行研讨。繁简分流是证据说理的前提,有必要根据法院审级、案件类型、争议情况等进行繁简分流,做到该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得当,明确证据说理的重点所在。当前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简单堆砌证据的“回避说理”、缺乏认证分析的“模糊说理”、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脱节的“分离说理”。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提出科学列举证据、坚持必要性说理,增强认证分析、坚持针对性说理,注重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相结合、坚持整体性说理,从而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到实处。

司法公正视域下的刑事裁判文书改革

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如何在刑事司法领域里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刑事裁判文书改革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树立什么样的改革理念与改革模式,会影响到今后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走向,本文从司法公正的角度,主要探讨了当前刑事裁判文书的价值倾向与改革理念及基本标准。

司法政策执行视阈下刑事裁判文书“部分上网”问题

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裁判文书"应上尽上"的话语之下,刑事裁判文书仍面临着"部分上网"的问题。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惯性,并未因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强化政策的推进力度而有根本改观。对此,客观技术原因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而必须从司法政策执行的一般逻辑中加以考察,应从组织立场偏差、司法科层关系以及利益风险均衡等角度加以理解。正是上述因素造成了下级法院(法官)对刑事裁判文书"应上尽上"这一司法政策的普遍排斥、消极选择与变通执行。为了解决刑事裁判文书"部分上网"问题,未来应协调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组织立场偏差、完善刑事裁判文书上网的技术控制措施、强化"部分上网"的负面监督机制。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与理想模式——基于三则改判案件的经验考察

刑事案件的说理关乎司法公信力,对于避免错判具有重要作用。比照聂树斌案、于欢案、长春“孙氏三兄弟”案三则刑事改判案件的二审或再审判决与原审判决在说理层面的差异可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需满足不同层次的要求,即说理的基本要求和可资追求的理想模式。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是满足法理和事理:对法理的说理必须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展开;对事理的说理必须围绕关键事实展开,且对证据的说理需要综合各种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同时,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理想模式和应该努力的方向,即在满足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鼓励法官发挥能动性。一方面,通过加强学理、文理以及类似案件等实质性依据的综合运用,平衡说理的规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借助文理加强说理的修辞,增强说理的真实性和实质化。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终极目标进行说理,有助于实现释法说理之宗旨。

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研究

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对提高其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具有重大意义。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事实层级明晰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什么”的问题、核心层级说明刑事裁判文书之因果逻辑、实践层级说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施行方法等三个层级,论证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立足起点、把控关键与目标指向,为我国刑事裁判文书的撰写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判决的适用机理及边界

刑民交叉案件在判决效力、程序衔接处理等方面存在诸多难题,成为学界与实务界一直以来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在先刑事判决在后诉民事案件中的效力的正当性基础经历了由既判力向公文书证明力的演变。此外,决定刑事判决对后续民事诉讼产生拘束力还基于高标准刑事证明规则、防止矛盾判决和贯彻诉讼经济便民原则等合理性事由的考量。刑事判决适用于后续民事诉讼并非无边界,须成就一些条件才能适用: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须在主要事实上存在关联或交叉;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须是确定性事实;刑事判决效力原则上只约束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

论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裁判文书存在罪数形态的说理不足、书写模板化等问题,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充分说理是文书厘清功能和全面评价原则的要求。考察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罪数说理情况,罪数理论说理与司法实务是互相支撑、共同发展的。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涉及罪数形态时应把不同罪名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把定罪量刑的过程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为推进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与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认证说理问题研究

加强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认证说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和维护司法权威的有效途径。证据是裁判的起点和基础。法官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证据争议大小,对证据列示、采纳和认证全过程详略得当地予以展示,以缓解文书工作的重压,回应当事人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实践中,证据认证说理存在过程不明、争点模糊与信息缺失等问题,法官自身的因素与制度内含的缺憾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证据认证说理改革,应明晰说理的模态、内容和底线,借助最新科技手段,变通现行制度内容,并辅以详实的归责机制和考核激励举措,以真正激发法官持续追求绵密说理的动力。

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证明

多案例考察表明,必然原因、偶然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意外原因等,是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的常见类型;刑法因果关系既不一定是“必然的”,也不一定是“相当的”,逻辑上,只要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联度大于0,都可能被证立。刑事法律规范构造的因果关系准则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因果关系司法证明的基本依据。从不同法系、不同诉讼领域等角度深度梳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有助于消除一些可能的认知错误。证据证明、法律性审查、价值判断,是刑法因果关系证明的法律方法。基于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发现:既存在部分因果关系理论无法有效指导司法实践的情形,也存在因为未能够准确理解因果关系理论而致错误认定刑法因果关系的情形,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与司法证明的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为消除这种背离,保障同案同判,维护法制统一,既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司法实践验证、修正来自域外的因果关系理论、构建本土刑法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基于科学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对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予以矫正。

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判词作为古代司法官员听讼断狱所制作的司法文书,反映着中国历史上的礼法文化传统。当下中国的刑事判决书改革,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庭审制度和制判模式,而且需要从我国的本土断案决狱文化中汲取营养,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从而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判词进行分类,继而从古代判词的文学性特征、道德化倾向、天理、人情和法意的兼顾、文本结构和用词的感情色彩等角度探讨了古代判词与现代刑事判决书的差异,并揭示了其对当今刑事判决书改革的启示。古代判词的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古代社会的司法目的,对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判决书改革也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判决的效力问题研究

刑事判决在后续民事诉讼中的效力问题是刑民交叉案件的一大理论难题,从各国立法来看,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有禁反言效力、特殊形式的既判力和公文书证明力三种表现形式。这一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到提高司法效率、避免矛盾判决、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等因素。对刑事判决的效力应进行细致化的建构,首先要区分判决主文和判决理由部分的不同效力;其次,对于判决理由部分,也应赋予定罪基础事实和其他间接事实、辅助事实不同的效力;效力的强度还应当对当事人和案外人进行区分。

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的实践及反思

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缺乏相应的信息处理手段,实践中主要存在与前科制度产生逻辑矛盾、刑满获释者再社会化遭遇困境,以及个人信息具有被侵害风险等问题。鉴于此,应确立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原则,细化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规则,规范裁判文书的使用并完善救济措施,力求在遵循司法全面公开的同时,兼顾个人权益的保障。

司法公信视角下刑事裁判文书的深层表达——以刑事审判中强化量刑说理为切入

"理由是裁判的灵魂"。司法实践中,不少刑事判决往往是语焉不详,浅尝辄止,办案法官套用着固定的公文格式:如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不经推理就断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直接地以"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打发了事;对被害人的量刑意见,则基本没有涉及。有的刑事裁判文书仅仅一句"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表面看似颇有针对性,实则无的放矢。有关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相继发布。然而现实效果并不如预期。实际上,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量刑不只是"说理"这么简单,还包括逻辑、修辞等方方面面,可谓是一门司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