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历程与若干重要节点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财政经历了奠基立业和艰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前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等几个阶段,财政体制、收入体系、支出结构、财政管理、财政宏观调控在演进中不断完善,不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探析高校后勤财务的监督与控制

实行高校后勤改革,是为了学校集中力量搞好教学科研,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有利于后勤为学校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如何理顺各种财务关系,规范会计核算,强调以人为本,加强财务监督与控制,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是高校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财税体制的问题及深化改革的思路

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财税体制改革被提到了非常重要位置。文章在准确理解和把握财政、财税体制的概念及基本构件基础上,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分析了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并相应提出深化改革的思路。

云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绩效分析

基于效率论的视角,对云南省镇雄、腾冲、宣威三个"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县的财政状况、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因而,有必要全面推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所需要的相应配套改革。

论压力型大气污染治理的财税优化逻辑

在中央集权与行政主导型国家体制下,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呈现出压力型治理模式,表现为环境治理专项性运动、环保绩效指标式考核与财政资金专项化管理的复合特质。这种压力型治理体制虽然使得大气环境质量有了短期改观,但难以承担起大气生态环境长期善治的使命,同时,也经受着来自权力行使合法性、地方利益趋同化以及项目运行安全性等多重诘难。为消解压力型治理体制的弊端,有必要通过财税体制优化来开拓自下而上的合作渠道,以优化权责结构、发挥政策功能,塑造组织能力等逻辑进路来塑造市场与社会的环保自主行动与绿色利益一致性,从而提供财税政策的工具性价值与倒逼式革新。

喀斯特地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成效分析——以贵州盘县为例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赋予县级财政更大的自主权,增强其财政自给能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了给贵州省扩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时提供借鉴,选择贵州省盘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盘县进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进而分析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喀斯特地区的经济较好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了盘县县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利于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了县域小城镇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澳门财政管理制度的若干变化(1844—1849)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在澳门推行殖民管治,澳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澳葡政府对财政管理制度也进行变革,内容包括公物会的建立、财政收入制度的扩大、财政支出制度的规范、财政预决算制度的确立等多方面。财政管理制度变革同政治变化、经济转型紧密关联,既是澳葡政府推行殖民管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殖民管治的体现。客观来看,澳门财政管理制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福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由于"市管县"模式的阻挠、行政管理幅度的加大以及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现阶段福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只停留在财政体制改革上,行政方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革,从而出现了县级财政自给度低、地级市经济辐射能力弱以及县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等问题。因此福建省应该按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适时推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疫情常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以河南为研究视角

当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疫情冲击、减税降费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种形势叠加下,财政收入下滑、支出刚性增加使地方财政形势更加严峻,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以河南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已有财政数据的分析,认为疫情会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地方财政制度建设必须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双向策略。为此,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以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为地方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演变路径与治理逻辑

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交集产生并存在于资金流通领域,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形成与发展存在客观必然性,其内涵特征随着财政金融体制的变化而演变。本文依据财政与金融在资金融通中的关系和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特征表现两个维度,将我国约70年的财政风险金融化演变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纵向对比我国不同时期和横向比较部分发达国家财政风险金融化特征,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性、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同时基于双重宏观经济效应提出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治理逻辑。应当以防控财政风险金融化的负外部性为目标,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防范财政风险,减弱过度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制度基础,严格控制负外部性的溢出效应,提升财政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定位与作用,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政策协同。

财政视角下的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关系变迁(1949-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人民公社体制通过以集体为单位征收税费而绕开分散农户,增加国家资源汲取能力; 1980至分税制改革,国家实行财政分权——财政包干,围绕着向单个农户征收税费,乡镇政府将村级组织准行政化,同时与这个时期开始实施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开始分化; 1994年至新世纪之交,分税制改革带来中央财政集权,导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财政压力层层向下传递,作为最末端的基层政府,财政压力只能通过向农民增加收费和集资进行转嫁; 2000年至2006年税费改革,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再依靠向农民征收税费,而更多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或专项补助,这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关系趋向松散化;在后税费时代,国家财政越来越多通过财政专项补助的方式输入到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乡镇政府,乡镇在很大程度上被虚置和架空,政社关系进一步松散化。未来乡镇财政的建设,应该增加上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及其部门对乡镇财政的专项补助,让乡镇政府拥有根据农村社会需要设立项目、审批项目的权力,进而从财政关系上增进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的利益关联。而未来乡镇政府建构应当是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基层政府在国家资源输入农村社会中需要发挥重要的甄别与验收等作用,这也是未来政社关系发展的方向。

经济新常态下地方财政体制问题的财力结构视角研究：演变趋势、负面影响及成因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地方财力结构作为研究地方财政问题的切入点,在阐述了地方财力结构变迁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地方财力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级政府收支不匹配、对房地产相关收入依赖性过强、债务风险显现、部分地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过大等问题。研究认为,事权划分不清且层层下压至基层政府、土地特有属性及相关制度致形成土地财政、债务举债权利及偿还责任不对等、转移支付制度助长了部分地方政府对上级资金的依赖心理等,是致使地方财力结构变化过程中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以法制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加快房地产相关税费改革步伐、强化地方发行债券责任意识、构建科学的转移支付体系等政策建议。

财政投入、激励相容与中国疾病防控体制改革

本文运用激励理论,建立理论框架分析当代中国疾病防控体制变迁和未来改革方向。从多任务平衡问题出发,提出绩优的疾病防控体制应该是一个激励系统,其内部各项制度要素协调互补,激励相容,以实现多任务激励平衡。作为激励系统,疾病防控体制模式选择受财政体制、疾病谱等一系列外部条件的影响。外部条件变化引起疾病防控体制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是激励系统的整体演化,其过程包括渐进式三阶段。基于1949年以来中国疾病防控体制演变的经验资料验证了本文主要理论观点。中国未来改革趋势是以管理体制为重点带动全面改革,即从疾病防控的属地管理体制走向垂直管理,并提高财政补偿中的激励强度。

中国减税降费的作用与关键环节

从2012年的结构性减税迈向今天的减税降费,中国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3万亿元,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在路上。面对不断推出的政策红利,各方对中国减税降费重要作用的理解尚停留在减负层面,对如何把握减税降费的关键环节还有一定分歧。为此,本研究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战略高度,以及缩小名义税费负担与实际负担间差异的角度,探讨现阶段减税降费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努力打通宏观减负战略与中微观减负成效间的联系,妥善处理体制变革、支出压力与财政稳定下的减税降费,这是保证减税降费措施全面起效、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的关键。

大国财政政策之路:导向、模式与策略

财政政策是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财政政策定位于更好发挥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当前,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作为后发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财政政策的导向、模式和策略愈发清晰,挑战亦进一步上升。面对国内外风险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未来提升财政政策有效性需要更加关注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通过搭建高效的财政政策执行与传导机制,解决政策效力可能降低和政策间协调困难等现实问题。

中美财税制度比较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做出明确部署,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指明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也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需要预算管理、税收制度和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协同推进。美国自"进步时代"以来,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虽然美国和我国的财税体制有所差别,但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为此,本文梳理总结了美国财税体制的主要特点,并与我国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查找不足,更好地推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