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财政职能优化与治理效能提升

2020年,财政部创新性地建立了中央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直达基层财政,此后,直达机制常态化实施并不断扩容。这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重大改革,更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应完善转移支付体系,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具体体现。本文研究认为,中央财政资金直达机制适配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破解了传统转移支付制度中多层委托代理模式存在的弊端,优化了财政的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在不改变政府管理层级体系的前提下,保证了中央财政资金下达时滞最短,支出效率最高,全过程得到监管,使财政政策正效应最大化,体现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将有利于促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的双重内涵与建构路径——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

财政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具有纵横协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内涵,前者呈现出治理主体间的三重结构,后者则呈现出治理功能上的四重维度。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化需要实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衔接配合、增强统一领导与“两个积极性”的有机联动以及落实“省负总责”与“分级负责”,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优化配置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将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助于阐释中国式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内涵,并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

推进实现财政治理目标的挑战与路径

财政涉及政治、国防、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财政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文章基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财政职能定位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提出现阶段推进实现财政治理目标的路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风险形成的三重逻辑与治理出路——基于财政属性视角

我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以下简称专项债)已成为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内容。从近些年全国与各省的审计情况看,我国的专项债既有包装、谎报、虚报收益违规发行问题,也有闲置不用、挪作他用、低效使用的情况,这些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发债初衷相悖离,难以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甚至出现收不抵支、以债养债现象,影响代际公平。本文在分析专项债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从专项债的财政属性视角剖析专项债风险形成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理论上,对专项债发挥财政政策工具作用的方向界定不准;制度安排上,赋予专项债过多的财政职能;实践中,地方政府存在“财政幻觉”。这些因素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使专项债不仅“偏航”,而且“走样”,不断泛化为“万能债”。对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理论上追本溯源,厘定专项债的职能范围;第二,制度上革故鼎新,为专项债稳根固本;第三,实践中审时度势,用区块链技术为专项债保驾护航。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的路径优化研究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方面。文章选取2002—2019年有发债记录的511个县区,其中包括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53个县区、接受生态补偿的113个县区,选择全部未接受生态补偿的样本设立生态功能区研究组、选择全部未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样本设立生态补偿研究组,分别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减负)和生态补偿制度(补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冲击,通过PSM方法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和多期DID回归,实证研究减负与补偿这两种不同路径对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而生态补偿制度的效果则恰恰相反。经过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研究组、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样本范围、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两种路径的效果差异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效应有关。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工业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更为明显;而生态补偿制度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在普通县更为明显,与工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文章的研究对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财政职能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经历了从财政政治化向财政经济化的转型,这在宏观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的国家主导型财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化改革后“放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贯穿其中的两条线索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利分配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关系。第一,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推动企业由“国营”向“国有”转变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有资产财政的实现形式,而且也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国有资本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转化形式。第二,在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实践中,行政性分权、分税制等改革措施不仅直接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即竞争性地方政府,而且形成了一种中央财政容忍和地方财政自主的隐性分权模式,即“包容性财政体制”。国家与企业、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动态调整,属于一种生产关系变革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是我国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制度架构,在这一过程中财政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并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基础发挥着重要的物质力量。

宪法财政学:中国现代财税制度基础地位与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主体角色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现代社会制度主要由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多元文化制度四大制度组成,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均服务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界定宪法财政学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区分宪法财政学与财政宪法学的异同。明确限制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政治责任与宪法制度目标。国家政治民主与宪法制度现代化是依宪治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现代宪法观与国家政治责任主题是财税制度现代化,核心在于宪法财政化,宪法财政化的关键则是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中国正由“政治化宪法”向“法治化宪法”,“宪法财政学”向“宪法化财政制度”,“个人义务为主”向“公民权利保护为主”,“国家本位兜底救助”向“宪法权利社会本位福利”转型。

清代中叶财税亏空的原因探析与当代启示

本文从清朝中期呈现出的巨大财税亏空入手,深入分析后认为,表面上看来,是由于清朝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和吏治腐败造成的,然而无论是从清朝的财税改革立法防闲,还是从吏治整顿的效果来看,都无法根治。深究起来,清朝中叶财税亏空的深层原因是陈旧的财富观及其落后的财税治理观念,以及与国家发展不相匹配的财税治理能力,监督机制与吏治腐败只是催化剂。本文通过对这一机理形成原因与后果的细致分析,提炼出对现代财税治理的重要启示。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浅析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乡村振兴产生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工作中,必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作为基础。因此,制定出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意义,而这首先要明确其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在现阶段,我国仅仅只有《预算法》中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着概括性的表达,其内容并不清晰,需要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监督和指导,才能够对乡村振兴战略起到有效帮助。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测度与分析

债务可持续性是制定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使用举债空间指标量化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总体上地方政府存在较大举债空间,政府债务是可持续的;举债空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需要关注部分地区的债务风险;压力测试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举债空间的影响有限,高度依赖政府债务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科学分配债务限额、硬化预算约束、提高承债能力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如何有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基于产业政策与财政体制适配性的视角

激励型财政体制增强了地方政府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依赖,降低了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的积极性。财权配置激励地方政府依赖选择性产业政策,激发了地方政府做大本地生产性税基的动力。事权配置以属地化管理为主,功能性产业政策的上级事权被分解为地方事权,责任主体、执行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中央政府整合市场的手段呈现碎片化和部门化特征。转移支付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落实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效果有待强化,横向转移支付体制机制尚未健全,跨区域实现功能性产业政策协同的效果需进一步彰显。为此,建议以事权划分改革为主线,辅之以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改革,推进事权高阶化和实体化,建立健全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发挥更高层级政府协调区域间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职能,形成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协同落实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激励约束机制。

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1997—200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研究——基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视角

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逐步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这就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消除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检验了中国城乡间生产要素的绩效差异,分析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扩大生产要素绩效差异的消极因素,并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除相应的制度阻碍,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对当前加强财政监督职能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财政部门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其运作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国家发展和改革的成败,财政监督检查作为国家经济监督体系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并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当前如何加强财政监督职能作了一些思考。

公民期望与政府职能的改进——基于一项对大学生财政支出认知态度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规模以显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扩张。财政资源在各领域应如何配置,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和期待?本文引入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的政府角色基础问卷问题,并结合我国财政支出统计报告项目方式,把我国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归纳为行政职能、威权职能、发展职能、福利职能和人文职能五大类。我们使用重要性-绩效分析框架设计了相关问卷,并在厦门大学本科和硕博研究生中实施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公民群体对我国政府扮演的角色期待,先后顺序依次为福利职能、人文职能、发展职能、威权职能和行政职能。论文结合我国近年来财政实际支出数据,对调查的主要发现的意义作了进一步讨论。

政府再分配调节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再分配调节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一是重视政府财政再分配职能,并以发挥财政再分配职能为主线,加强再分配调节,缩小收入差距;二是形成了合理搭配的再分配工具,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制度中、收入转移设计了很多利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机制,并创新设计了诸如EITC制度;三是再分配调节力度较大,再分配效果达到20-30%,其中收入转移项目的调节作用强于税收。借鉴这些经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加快建立政府再分配调节机制,并将之作为缩小收入差距、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点。

财政分权理论述评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从财政分权的必要性(为什么进行财政分权)、财政职能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怎样分权)和财政分权的社会经济影响三个方面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梳理。

关于财政职能理论的反思

中国财政职能理论经历了作用观、功能观和职责观等三个发展阶段。这既与财政职能范畴的特殊性有关,也与财政所处宏观环境及职能实现方式有直接联系。研究财政职能问题应注意职责和功能两个层次,通过纵向分析把握财政的功能,通过横向分析把握财政的职责,使抽象的功能体现为具体的职责,实现职责和功能的统一。西方财政职能理论和中国传统财政职能理论各有得失。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职能体现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体现为矫正市场失灵。

美国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实证研究

运用经济增长率与公共债务利率比较、特定参考值判定、跨期预算约束检验和财政反应函数检验等四种方法,对美国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70—2011年,总体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低于公共债务利率水平;联邦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水平超过了"马约"规定的财政趋同指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财政盈余比例与公共债务比例之间尽管存在协整关系但其系数不符合理论预期和现实情况;财政盈余对公共债务的反应系数并非一直为正,且进入2000年以来大幅下降。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公共债务已偏离可持续轨道,而金融危机恶化了美国联邦财政,其公共债务表现出不可持续的特征。美国政府可能通过创造低利率和温和通货膨胀来缓解和解决公共债务问题,对此,各国政府和央行应当给予充分关注,并考虑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