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试点推动全局财税体制改革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之前的改革,这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应以改革试点为先导,这既可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探索最优改革路径,又可以降低改革风险。本文总结了需要改革且适合试点的领域:税收分享体系改革试点、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改革试点、分类转移支付改革试点、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试点、横向政府间事权合作改革试点、预算编制改革试点、预算透明公开改革试点、地方债改革试点。这些均涉及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领域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因而可以通过试点探索全局性改革方案。同时,改革试点应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确定各方参与和协调,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行政主导,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探索权,共同促进财税体制改革。

竞争还是合作: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的政府行为抉择

纵向财政关系的规范与协调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要条件。本文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入手,探究了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纵向层级政府在财政竞争与合作行为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本文基于1997—200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后发现,当地级市的财政利益因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受损时,总体来看其下辖的非改革县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将会增加,这表明地级市为弥补自身利益会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以求合作共赢。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强市弱县”情况下的地级市和组织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力强的地级市对余下非改革县的帮扶力度较大;地级市主要借助于专项转移支付工具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而非一般性转移支付。

企业ESG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吗?——基于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ESG是被政府高度重视的实现“双碳”目标、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具,企业ESG表现是否会改善政企关系,从而获得政府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12—202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ESG表现是否会影响政企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即企业ESG表现越好,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越多;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通过提高企业声誉,为与政府互动合作、构建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ESG表现的政企关系改善效应在高污染行业企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企业推进ESG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发展不充分与不均衡的双重困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回应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当前财税体制弊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优化税收制度、加强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等,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央地财政关系的视角

从央地财政关系下的地方政府举债策略行为视角出发,将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解析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带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综合影响效应和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的重要动因,它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刺激影响。同时,考虑央地财政关系中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的互动结合才是解释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制度因素,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显著存在于财政压力的门槛效应,随着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由负向抑制转为正向刺激。据此,从改革央地财政关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治理转移支付道德风险问题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现代财政制度——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财政作为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个方面。其核心要义在于,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遵循划分事权、以支定收的思路,构建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

谁为农村教育买单?——税费改革和“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改革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的案例资料 ,分析了税费改革和“以县为主”体制改革的关系 ,力图探讨我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模式。文章指出 ,“以县为主”之所以能保证教师工资的发放 ,并非县级自身财力加大投入力度的结果 ,而是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农业税在税费改革之后的增量。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取消 ,县及其以上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规模。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实证分析——兼析基层公共治理的财政困境及路径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在没有确定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效率边界下,向着财政收入层层集权、公共事务治理责任及相应的支出负担层层下移的方向演变,结果导致基层财政普遍处于“紧”运行之中,并衍生出一系列基层公共治理问题。理顺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必须按“以公共需要为本”的公共治理观和公共财政观、“财政负担与财政能力大致对称”的政府间纵向支出结构安排观以及“基本公共品优先保障”的各级政府横向支出结构安排观,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效率职能界定、政府间公共事务治理责任及相应的支出负担划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建、打破城市与农村公共品分割分治的“一品两制”等深层次问题。

中日经济政策协调性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也日益增强。分析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了重要的并且是正向的影响,之所以存在这种正向影响主要是由于中日两国都采取了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外经济政策本身的执行能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中国在调控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关注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取向。

财政救灾的国际比较

选择了联邦制、单一制两类政体四个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政救灾情况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一是救灾资金的准备情况,二是联邦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救灾情况,三是政府对于受灾对象的救济项目和标准情况。分析表明,有关财政救灾的制度规定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当为建设我国的财政救灾制度高度重视和借鉴。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预算管理改革与部门间财政关系

过去我们往往忽略了部门间财政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预算管理改革与部门间财政关系实际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并在对部门间财政关系进行的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此次预算管理改革对部门间财政关系的影响。文章还提出了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以理顺和规范部门间财政关系的几点对策和要防止部门间财政关系成为预算管理改革顺利进行下去的障碍的政策主张。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基于合作博弈的个人综合所得税地区分配方式研究

个人综合所得年度征税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收入共同决定个人最后的税收。现行地区间税收分配方法使得来源于不同地区的所得适用差异税率,并且导致了地区间税负输出问题。由于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地区间税收分配成为平衡地区财政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要政策问题。通过构造税收分配的合作博弈,本文利用合作博弈中的Shapley值、核仁(Nucleolus)和τ值等解概念,提供了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地区分配方法。与Shapley值和核仁相比,τ值方法具有计算简便性,并且扩展了比例分配的原则。合作博弈解的分配方法,考虑了地区合作共赢和利益冲突的现实,适合地区之间财政分权的现状,分配结果具有透明性、效率性、公平性和对称性。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

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两个比重"的提高,各种财政资金开始以"专项"和"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而且这正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支出手段。本文对专项资金的分配体制进行了介绍和简要分析,并通过一个义务教育的案例来分析这种专项化的资金在基层社会的分配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发现,项目和专项资金并非像上级部门预想的那样有效率,相反还会出现许多意外后果。此外,过于依赖项目和专项,最终反而使资金难以实际到达农村基层社会。

我国过渡期央地政府间财政博弈的一般分析

财政体制界定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必然导致目标差异化的政府间展开财政博弈。本文讨论了我国过渡期"财政包干"财政体制规则下的央地政府间财政博弈的条件、主要方式及结果,分析了过渡期财政体制走向"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必然性,指出了政府间财政博弈是推动我国财政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内在动力源和催化剂。

集权与分权的融合: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1961—1965年)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一方面体现为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重新上收权力,以期纠正大跃进期间由于财政权力过度下放地方而带来的地方盲目投资、工业管理混乱和工业增长效率低下的弊端,另一方面却表现为在财政收入的管理层面对“大跃进”时期的“总额分成”体制的延续,且中央对于地方财政收支的管理和干预在国民经济调整后期都有所松动。同时,“中央局”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央的“集权”,从而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更具有一定的分权特征。这一时期“融集权与分权于一体”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结构对后来正确处理央地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日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及其借鉴意义

日本是单一制国家,财政分配实行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日本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明确,对于某些共同承担责任的事务,各级政府的职责明确;税源划分明确,分国税、都道府县税和市町村税。日本的转移支付制度由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构成,前者以平衡地区间财力为目的,后者以实施国策为目的,资金分配的客观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是二者的共同特点。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加快制度改革,尤其是要扩大规范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并改革税收返还和专项支出制度。

分权化改革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金融体制变迁

文章利用1978-2014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金融体制变迁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1978-2014年全时间段还是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临界线的分时间段,金融体制变迁是财政分权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以及金融体制变迁抑制财政分权的结论都是稳健的,但是,分区域稳健性检验表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内地却不显著。当把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引入模型中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体制变迁抑制财政分权越显著,但找不到财政分权影响金融体制变迁的证据。因此,在中国分权化改革背景下,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的金融体制变迁伴随着抑制财政分权的过程,而且这种抑制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关系。

西藏特殊财政事权实证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是当前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动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规范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前置条件。文章结合西藏特点特色,深入分析了西藏财政事权的特殊性,即西藏公共支出成本高,地方内部事权财政负担沉重;西藏承担更多交叉领域的财政事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职责与中央交叉重叠。对西藏特殊财政事权的深入认识和把握有利于我们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推进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促进西藏协调可持续发展,改善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