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财政透明与财政压力

积极驱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有效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对于纾解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作用渠道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有效改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进而对财政压力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压力的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分权程度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财政压力会影响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与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10年教育支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运用AF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采用双重差分(DID)实证检验了因教育支出改革而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了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农村民生性支出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农村生产性支出未起到遮掩作用。从异质性来看,财政压力对财政能力较弱地区影响更加明显;财政压力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扩大,在k取值大于0.33时影响减弱。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农村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县级政府征税的政治——基于中部J省A区的个案研究

在欧洲财政史上,向私人部门征税蕴育了代议制。在当代中国,向私人部门征税的后果如何?对A区的案例研究表明,财政压力的形成与中央和地方关系密切相关,财政压力使得A区政府对企业伸出了攫取之手。对A区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三个约束条件的分析表明,A区领导者的贴现率非常高,A区征税制度的变迁成功地降低了征税中的交易费用,A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比较复杂,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复杂状况使得A区采取了选择性保护策略以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一策略保护了相对讨价还价能力较高的大企业。从整体上说,向私人部门征税带来的治理红利非常有限。

论美国州初审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及其借鉴意义

法院改革和财政压力是美国州政府保障初审法院经费的主要动因。虽然由州政府保障的经费比例和项目在稳步增加,但因环境的不同,各州在保障范围上又不尽一致。由于法院改革很大程度上构造在科层模型之上,州政府承担初审法院的经费保障责任后,大多会同步强化州最高法院对初审法院的管理权力,其结果是法院体系内部官僚政治倾向的增加。美国州初审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在上移经费保障责任的过程中,应当肯定省级财政的主导地位,以匹配不同区域的环境差异;在强化省级财政管理权限的同时,应当针对经费管理体制中的官僚政治倾向设计相应的应对措施。

“营改增”改革、财政压力与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

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营改增”改革后矛盾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可能会采取压低环保商品的购买价格从而减轻财政负担的做法。基于环保类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及连续型DID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营改增”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进而对环保类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加快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对环保类企业的扶持力度。

城市融资、财政压力与制度变迁——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动力。具有空间外溢性的服务和收入再分配职能应该由更高层次的政府融资。受益对象限于现阶段的公共服务应由现阶段的税收和使用费融资,受益对象扩展到未来一段时间的服务资金来源与将来的纳税人相关,可通过发行公共债券来融资。从政府间财政关系来看,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是两种典型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融资模式。城市财政压力是一种结构性的压力,也是推动城市改革的直接动因,决定了城市财政制度演进的方向。中国学术界需要重视城市财政问题的研究,以为城市定位和城市改革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中国现有的财政制度并没有给城市提供足够的资源以满足它们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需要,城市财政压力的缓解有赖于正式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中心城市财政压力及其缓解——基于美国学术文献的考察

伴随着人口的郊区化,美国中心城市财政压力日益增加。196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探讨城郊财政差别。中心城市人口与就业率增长速度变慢甚至下降,税率却在上涨,相对郊区,公共服务与教育质量要低得多。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关注中心城市财政压力及应对策略的研究热潮。中心城市的财政压力主要根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富有的人口迁移到郊区使财政收入能力下降;二是公共服务责任更多;三是相对郊区,城市不受控制的成本更高;四是上一级政府的政策。上述研究对中国城市财政研究与财政政策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财政压力及其应对:理论溯源、演化进展与研究启示

近年来,金融危机、气候恶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事件对各国财政状况和应对能力提出巨大挑战,由此也推动了财政压力理论的拓展与创新,财政压力研究的相关主题扩展到财政压力来源、应对措施、组织创新等多方面。本文梳理了1978—2022年间刊发于国内外主流期刊上有关财政压力的中英文文献,从研究情境和学科视角对该领域研究态势进行总结。财政压力的界定表现为结构性定义和概念性定义,具有系统性、交叉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征。财政压力主要源于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财政压力在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呈现出相互转化的趋势;财政压力的影响广泛分布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深刻影响着利益相关方的行为选择;应对财政压力需要在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处置和组织创新等多个维度展开。未来需要构建一个整合的跨学科分析框架,引入财政社会学、政策过程、政策评估、演化博弈、机器学习等多种理论和方法,在财政压力识别机制、财政压力影响、财政压力应对及财政压力转化和演化等多个方面形成更具学理性和多学科贯通的理论体系。

财政压力、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凸显,中央政府不断出台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但效果不符预期,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本文试图以地市增值税分成变化为切入视角,分析这一财力冲击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市政府积极应对增值税分成减少所形成的财政压力,努力发展能够带来大量增值税的产能过剩行业工业企业。最后,本文发现也证实这种"压力式"的财政激励使历次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效果不佳。可以认为,财政压力是中国产能过剩形成和化解难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于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财政压力如何影响民生支出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水平及其后续影响值得关注,然而现有文献缺乏理论探讨,对财政压力的测度方式也有待改进。基于理论梳理,本文收集了2014—2019年我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综合债务与PPP的财政支出责任测度了财政压力,并利用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时期的官员特征构建了财政压力的工具变量,以检验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面临财政压力时,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并非紧缩策略,而是通过平衡策略保障民生支出,这一结论与部分前期文献不同,却与务实市政主义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其内在机制是源于财政压力下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增强;第二,地方政府在分配支出资源时存在“类啄序”,即优先保障民生支出,其次是运转支出,而经济支出最容易被削减。在民生支出中,社保、教育领域被优先支持。以上研究为探索紧缩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基于E29的财政反应函数

基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代际预算约束模型,本文选取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的29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新兴经济体的财政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测算中国政府债务的上限。结果表明,政府负债率理论上限为130.50%,历年实际负债率上限处于84.81%-93.04%之间,就实际负债率而言,政府债务具有可持续性,且可持续的空间较大。本文进一步设计压力情景,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发现,利率的变动与负债率上限呈反向关系;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与负债率上限变动存在正向关系;负债率的上限随经济规模对稳态值的正向偏离程度的减小而降低,随经济规模对稳态值的负向偏离程度的减小而提高;负债率上限随财政支出对稳态值正向偏离的增大而下降,随财政支出对稳态值的负向偏离上升而增加。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债务是可持续的,压力测试的结果也较为乐观,但影响债务可持续的风险依然存在。

国家财政取向下“重农抑商”传统的法制真相

在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更多存在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或者政治态度的宣示中。历代商业政策和法制是功利而务实的,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抑商"法律实践。一般论者都倾向于强调历代采取"重农抑商"法律政策在道德伦理和政治上的原因,但却忽略了政策提出的具体历史情境。重新认识传统的商业社会控制模式和中国古代商业法律传统的特有精神,财政角度是一个理想的分析路径。

分成激励、预算约束与地方政府征税行为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地方最优征税模型,分析了税收分成和财政压力对地方税收努力的影响机制及其在税收努力选择上的空间策略竞争行为。在此基础上,基于PSFA方法测算了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实际税收努力水平,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但地区差距在不断缩小。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分成增加会激励当地政府提高税收努力,财政压力则倒逼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税收努力在地区之间存在策略模仿式的竞争,财政压力的传导则与本地税收努力存在策略替代。本文的研究意味着,要规范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不仅应健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预算体制,还应加强区域间财政关系的协调合作,构建激励与约束兼容的新型地区间财政收入分配制度。

财政压力、税收转移与增值税分成机制探索

在生产地原则下,增值税税收存在由消费地向征收地转移的现象。本文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从人口负担、社会性支出负担和财政自给率三个角度对财政压力与增值税税收转移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在现有征收模式下,我国增值税税收由财政压力大的地区向财政压力相对较小的地区转移,形成了税收收入的"马太效应"。其中,社会性支出负担对税收转入存在负向强化,财政自给率对税收转入存在正向强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口为分成基数的方案不仅更符合流转税在流通中征收的性质、更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也更有利于地区间财政压力的分担和区域的协调发展。

政策创新扩散与PPP空间分布

2014年以来,PPP政策在我国迅速推广。PPP在各地的空间非均衡性是实施进程中的鲜明特征,难以用单一因素做出解释。本文结合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使用2014—2019年地市级面板数据探讨了PPP空间非均衡性在微观层面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PPP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创新扩散呈现R型的非渐进性特征,并同时受到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影响。内部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是重要的内部决定因素,对PPP政策具有非线性影响,即随着债务压力的加大,地方政府对PPP有着更强烈的实施意愿,然而当债务压力超过一定水平时,PPP政策实施反而受到抑制,体现出地方政府的"优序融资";外部方面,相邻地方政府间的模仿与竞争是主要的外部决定因素,这种空间策略互动不仅发生在同一省内距离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还发生在不同省份距离接近的地区。上述研究为优化我国PPP空间分布格局、防范财政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基于省会城市层面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重新回到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之间关系的经典问题上,并将研究关注点放在省以下市级政府层面,利用2010—2018年省会城市层面数据分析了城市内部收入划分变化对其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市级层面的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分组研究表明,区域之间财政分权的效应存在一定差别,财政分权的社会性公共品增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城市更为显著;分类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的增进效应在医疗和环保类公共品中十分显著,但在教育类公共品中不够显著;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则发现,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之间的关系受到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压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