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降低;(3)进一步分析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财政金融协同能否促进企业低碳转型?——来自中国31省市自治区高能耗企业的证据

2020年,我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绿色低碳成为工业转型发展的“主旋律”。如何满足高能耗企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是实现“双碳”目标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财税与金融作为“双碳”治理的两大关键工具,是支持低碳转型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以2012-2021年A股上市高能耗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政金融协同程度对企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北京、江苏、上海、福建和四川等五省市财政金融协调等级位于全国前列;相较于财政或金融的单方面支持,财政金融协同能对企业低碳转型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获得高政府补助资金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财政金融协同通过降低高能耗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提高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促进其低碳转型。为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对高能耗企业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应统筹财政金融政策,改善金融环境,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加强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监督,加大环境监管,制定严格标准,提升监管效能。

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在运用熵值法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使用2003—2021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环境目标约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排除相关政策干扰、使用同一个省内地级市数量和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下,环境规制的增强和财政科研支出的增加推动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主要对东部和西部城市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研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和参考。

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影响

预算管理法治化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约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融资的基本制度规范,无疑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风险防范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借助强度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新《预算法》实施明显降低了地级市城投债发行规模。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之所以能抑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主要源于硬化预算约束、强化财政审计监管和提升财政支出效率的实现机制。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削弱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强化了新《预算法》实施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未来要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法治化管理,同时促进政府间财政关系和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协同改革,共同助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式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已成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重大隐患。本文利用200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的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中国式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对预算软约束的动态影响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体制难以制约预算软约束的行为,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并且会因为地区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效应;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改善预算软约束,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加强财政透明法律体系建设,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政府投资竞争机制以及约束地方扩张性土地出让行为的政策建议。

中国公共预算约束软化的体制成因: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科学和民主的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前,税制和分税制对政府预算约束有重要作用。中国税制和分税制缺乏内生约束机制,地方政府有空间和激励突破预算框架参与过度财政竞争,使公共预算约束软化。根据公共预算软约束的估计和面板probit模型,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整体硬化了全国预算收入约束,但导致东部的预算收入约束软化,且未改善预算支出约束。现行税制和分税制下,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投资扩张冲动和专项转移支出依赖是导致公共预算约束软化的重要机制。

地方债规模增长的一个解释框架

地方债规模增长是引发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方面。治理地方债规模的过快增长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识别其形成机制。本文首次从地方财政能力的视角建立了解释地方债规模增长的理论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集中于需求方面的局限。本文研究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东部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缺口的压力对债务规模增长不可小觑。对地方债规模增长成因的解释,意味着政策导向应立足于策略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并从地方债管理的角度,建立可靠的偿债机制和制度法律约束。

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下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在全球经济波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引致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进行全面的评估。通过总结财政可持续性研究的相关文献，本文基于跨期预算约束条件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计量模型，并利用1978-2012年的财政收支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整体和省级层面的财政状况具备可持续性。结合我国的财政体制和当前的中央 地方财政关系，本文提出了对财政安全性的关注应定位于省级以下政府、构建公共投资项目的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机制、建立科学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以及设立跨期性的财政警戒线指标等具体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我国财政可持续性。

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除了需要科学抉择政策取向之外,政策力度和节奏的把握也非常关键。本文在Tagkalakis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对称性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建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消费冲击、税收冲击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流动性约束在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冲击在好与坏两个时期之间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其中在坏的时期,政府消费冲击与税收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绝对幅度相对较大。虽然国外理论界认为非对称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复杂,本文认为在我国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效应的原因中,流动性约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预期可支配收入因是否面临流动性约束而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影响发生方向性改变。

财政分权、企业投资效率与资本配置

文章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企业投资效率和资本配置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上市公司所在地财政分权度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即企业投资效率越高;相对于民营企业,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更显著,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财政分权制下能有效降低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对公司价值造成的损害,使得企业投资更符合市场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制下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带来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企业内部第一类、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是促进地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宏观经济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结构调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特征因素对企业融资结构调整所产生的联合效应,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从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都加快了企业融资结构的调整速度,且这种影响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存在差异;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结构调整速度;与非融资约束企业相比,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对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结构调整速度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财政分权、地方官员任职特征与通胀水平变动

本文试图从制度视角分析我国通胀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我们同时考察财政分权、官员治理模式下的地方官员任职特征对地方投资结构的影响,进而通过国有经济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对通胀水平产生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979-1997年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分别降低和提高了通胀率,年龄较大、任期较长以及曾有中央部门任职经历的地方官员所辖地区通胀率较低。1998-2012年,财政分权对于通胀水平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官员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通胀水平。因此,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模式下,为了抑制当前通胀水平进一步下降趋势,我国应积极推进稳增长政策。

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6个省级行政区和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了2014年修正后的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影响,并分别分析预算软约束与财政透明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有显著负向影响:2015年后,随着预算约束硬化、财政透明度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逐渐下降。本研究丰富了财税体制改革和土地财政依赖形成机制相关理论,对规范土地财政管理、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研究

利用1981—2010年我国27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在加入居民收入波动、金融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三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估计法,对我国财政支出波动与居民消费波动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波动受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显著,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及贸易开放度有助于减轻居民消费的波动程度;居民收入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不显著。

土地财政、虚高城市化与土地粗放利用

本文从我国当前土地利用低效的现实出发,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理论方法,分析了我国体制转型期土地财政、虚高城市化以及土地粗放利用之间的因果联系。研究表明,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土地低效利用现象,与体制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行为,尤其是追求土地财政的冲动密不可分。城市化虚高除表现在城市拓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背道而驰、人口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之外,更直接的表现则是许多地方热衷"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扩张模式。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激励下,作为城镇建设土地的所有者、供给者与垄断者"三位一体"的政府,会倾向于通过权衡土地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赋予土地宏观方面的增长功能。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在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策略行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土地的粗放利用也成为必然之后果。

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吗?——财政分权的视角

以2005—2016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财政分权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审计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且政府审计增收节支效应在低债务规模省份能够发挥抑制作用,政府审计建立健全制度效应在高债务规模省份能够发挥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审计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存在财政分权体制差异,财政分权越高,政府审计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研究对于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财政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2014年以来,PPP项目在我国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在解决财政资金紧张,提升项目建设运营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我国PPP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财政激励约束机制仍存在一定的缺失,总体表现为约束过强而激励不足,政府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社会资本盈利空间不足。因而,我国应通过建立全周期财政激励机制和基于财政管理流程的监管机制,来完善我国PPP项目的财政激励约束机制,促进PPP项目在我国的良性发展。

转轨经济、软预算约束与财政分权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增强制度约束来缓解动态过程中因事前事后承诺不一致而导致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促进地方上及地方间的竞争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软预算约束问题。

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基于债务软约束视角分析

本文基于债务行为主体和债务约束主体的博弈关系,从理论上揭示政府债务软约束机制及其福利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1986-2013年的宏观数据检验政府债务软约束及其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结果显示:(1)除国家外债外,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间关系呈现长期发散,政府债务外生于财政赤字,并对财政赤字产生倒逼作用,具体路径为加速财政支出扩张和抑制财政增收,中国政府债务软约束得到证实。(2)从经济增长效应看,财政赤字不具有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唯有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还受到政府债务的抑制。(3)从劳动就业效应看,长期中政府债务加剧财政赤字的失业代价,短期中财政赤字虽然能促进劳动就业,但外生性的政府债务对其产生抑制作用。(4)就通货膨胀效应看,长期中政府债务加剧财政赤字对通胀的抑制,短期中政府债务抑制财政赤字对通胀的促进作用,但误差修正项的不显著表明政府债务、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难以从短期向长期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