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早期五行说及其政治思维——以“和实生物”旧说与新说为中心

“禹平水土”和《洪范》五行畴属于原始五行说,二者相为表里。在殷周时期,平治水土或理顺五行是圣王治理天下及其居位受命的正当性所在,目的是“彝伦攸叙”。“彝伦攸叙”有多方面的含义,但以“和”为核心价值。不仅如此,原始五行说还包含着“和实生物”说的萌芽。“和实生物”包括史伯所述先王旧说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新说,旧说与新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土为中心行,而后者无中心行。新说更具普遍性,更接近于实际经验和生活常识。新说和旧说都以“生物”为根本指向。“和实生物”说的应用很广,晏子的“和与同异”“水火相济”“可否相济”和孔子的“和而不同”等说法都是新说的推演。此外,早期五行说都带有政治思维的特征,它既是从政治出发,又是为政治服务的。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曲阜颜氏著述辨误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二十世纪版本目录学领域标志性工程,它的出版面世在为研治国学提供莫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如《海岱人文》、《颜修来杂著五种》、《颜衡斋日记》,或张冠李戴,或著而不全,很有订正之必要。

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咏史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并且完成了其早期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颜延之《五君咏》为标志,班固《咏史》所开创的纪体咏史诗传统被打破,传体咏史诗作为一种全新的咏史诗类型登上诗坛,为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五君咏》亦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深切的人生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前此咏史诗或以叙事细碎而致酷不入情,或以情思繁芜而致结构散乱的缺陷,对后世咏史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垂范作用。

论《史记》与炎黄大战

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炎黄大战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期一场大范围的部落之间比较持久而频繁的战争。炎黄大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战争的总称,或者是这一历史时期内最为显著的特征。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所涉及到的地方都有可能是炎黄战争的重要战场。《史记·五帝本纪》是研究炎黄大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五经正义》成书考

作为唐代官方经学代表著作的《五经正义》,其成书非一时,前后历经20年才正式颁行。《五经正义》的作者也非一人,《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主持,故其疏文一般题为"孔颖达疏"或"孔疏"。不过,就《五经正义》撰作者而言,这一提法是不恰当的。《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详列各经《正义》的作者群和覆审人员,已显示出《五经正义》之著作权不仅限于孔颖达一人所有,而为五组不同疏解作者群所共有。《五经正义》修疏者的师承背景差异极大,对于各经《正义》的思想宗旨和见解,应分别对待,分经研究,不能笼统以"孔颖达著作"或"孔颖达思想"概括。

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管子·五行》代表的齐阴阳家说及其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渊源考论

春秋战国是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成熟期,齐国则是阴阳五行思想得以滋育发展之重地,其在早期道家管子学派内呈引人注目的表现,邹衍堪称阴阳家集成性大师。邹衍之前,《管子》之《四时》《五行》等四篇乃齐早期阴阳家思想发轫之端绪。管子学派作为早期道家,其《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其后经邹衍的努力弘扬,彰显出其作为稷下黄老学之本土正源之认识。《管子》作为早期道家学说汇辑,其阴阳五行黄帝崇拜的联系纽带,必然使稷下黄老道家同时上承管子学派代表的相关早期道家思想传统,如关于道法思想。

略论邹衍对鲁学与齐学的融通

鲁国与齐国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统治政策的不同,造成了鲁学与齐学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阴阳家邹衍对鲁学与齐学进行了兼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其五德终始说,既对稷下的学术著作《黄帝四经》、《管子》有所借鉴,又对鲁学的主体儒学的仁义思想、经世致用理论有所吸收,进而使鲁学与齐学达到了初步的融通。

萧梁五礼建设嬗更及其制度化意义

五礼制度建设贯穿萧梁一代始终,其以五馆学为主导机构,以《五礼仪注》的修纂、删订、颁布为理论依托,将南朝礼制进程推向成熟完备的阶段。为了矫正朝野礼学实践过程中日见功利化、琐细化、伪饰化的趋向,萧衍自天监末尝试推进五礼制度的佛化改革,旨在通过佛教仪轨礼制化、五礼制度佛教化的双向互动,实现以礼治"体"、以佛化"心"的目的。普通年间,佛事活动逐步升格为国家行为,五礼佛化与佛仪五礼化突出;同时,佛弊礼衰的态势却难以逆转。大通至太清年间,萧梁佞佛加剧,并引起朝野批判。萧纲、萧绎、萧方智试图以玄儒结合取代儒佛共治,以减少佛教对礼法之治的异化和干预,并突显儒家忠孝治国的观念,直至萧梁覆灭。萧梁五礼制度建设吸纳佛说玄义,最终形成以儒为本、三教合一的治国新模式,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照,其利弊得失也引起持续的批判与反思。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五代时期燕人事迹述略

唐末五代的战争与动乱,为各路群雄的崛起创造了契机,同时也为各方面的人才施展抱负、才艺提供了舞台。其中,许多燕人或以其勇悍善战,累积军功而成为大将;或以其杰出文才,协助军阀开创霸业,成为重要谋臣。这些燕人在御敌防边及平定内乱中多有显赫功勋;在治理地方上有卓越政绩;他们清直为人,不阿权贵;不少燕人还以其文才武功或高尚品格扬名于异国他乡。五代时期的燕人群体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

基于数据挖掘的国医大师颜正华临床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探讨国医大师颜正华临床用药规律。方法收集颜正华教授处方,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系统(V2.0.1)"构建处方数据库,采用软件方剂分析等模块,分析处方用药基本特点。结果就四气而言,温性药物频次最多(7998次),其次为凉性(7866次)、平性(6763次)、寒性(3942次)、热性(95次);就五味而言,苦味药物频次最多(15 260次),其次为甘味(10 810次)、辛味(10 453次)、酸味(2794次)、咸味(1651次)、淡味(1203次)、涩味(186次);就归经而言,肝经频次最多(14 237次),其次为肺经(10 452次)、脾经(10 061次)等。结论颜正华教授处方用药以温、凉药为主,甘、辛味药居多,药物归经以肝、肺、脾经为主,与颜正华用药平和轻灵特点相吻合。

略论炎帝神农的传说与汉代画像

炎帝神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伟大人物，是原始农业的创始人，还发明了最早的医药等，为远古渔猎时代进化至农耕时代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备受先民推崇，被尊为三皇之一。后人称颂炎帝神农有八大功绩，将炎帝神农同黄帝轩辕一起称为炎黄，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汉代已经有了祭祀炎帝神农的活动，而且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如“神农社”之类。汉代画像中常见有对炎帝神农事迹的描绘，虽然这些事迹具有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却形象而又生动地表达了对炎帝神农的崇敬。现代各地对炎帝神农的纪念活动，便继承了汉代以来的优良传统，将寻根问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张扬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经博士”周冕对濂溪学发展的影响

自明景泰七年始,濂溪后裔周冕赐被封为"五经博士",朝廷实行了世袭授职、修葺祠宇等系列优抚政策,成为濂溪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周冕通过祭祀来扩大和深化理学的传统,修纂《濂溪遗芳集》,建构以濂溪学为中心的后学图谱,不断传播着濂溪学说及故里风物,引发后世文人学者竞先修史编志、刻石题咏。这适应了理学到心学的学术文化转向,将濂溪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严子陵隐逸意象在唐五代诗歌中的凝定历程

严子陵钓鱼的形象已经成为文学文化史中经典的隐逸意象。唐前涉及到严子陵的诗歌并不多;盛唐时关于严子陵隐逸意象的诗歌体现了盛唐文人漫游生活与建功立业的心态;中唐时期,以大历诗人为代表的文人由于失去进取心态而在其诗歌中以严子陵的隐逸意象表达其闲适之意;唐末五代时,世道的混乱使文人们的隐逸心理渐趋稳定。严子陵式的隐逸成为文人们效仿的生活方式,严子陵的经典隐逸意象在诗歌中渐趋凝定。

颜延之注阮籍诗“怯言其志”辨

有人把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语误为颜延之注者。《诗品》称颜延之注阮籍《咏怀诗》"怯言其志","怯言",或指颜延之怕说错及有所穿凿而不言,或指颜延之身处易代之际不敢言不愿言。沈约之注则借释典故说出阮诗之"意"。把阮籍诗作与时事附会起来讲,始作俑者是注《文选》之"五臣"。阮籍当年事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作诗,我们亦当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来解诗。

严晓华教授从五行制克生化论治肾病的理论探讨

五行学说是中医的特色理论,各代医家认为,五脏各属五行,五脏各司其职、生化相互制约,达到阴阳平衡、气血充沛调达,机体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当中,方可保持健康。一脏的盛衰能够打破机体的动态平衡,导致不同证候的出现,进而引起各种疾病,五行之间存在生克乘侮的关系。严晓华教授多年来以渊博的学识及创新的学术思维,以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为基础,总结与凝练了肾病的病机关键是“虚”“瘀”“浊”“毒”“水”5大环节,同时提出“金水相生”“培土治水”“壮水涵木”等五行生克为理论指导治疗,根据中医病机病因进行辨证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