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民间“非遗”舞蹈的社会生态建构——以安徽蚌埠冯嘴子村花鼓灯传承为例

自宋代以后,聚居在淮河中游的村落,流行一种集灯歌、小戏、群舞、锣鼓于一体的“原生形态”汉民族歌舞——花鼓灯。因其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和别具一格的民族民间文化跻身于非遗国家级名录,并作为唯一的汉民族民间舞种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能歌善舞的沿淮人通过多元场域展演并宣示着“咒语多变成颂歌”的传衍历程,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景观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为花鼓灯传承建构了良好的社会生态。蚌埠冯嘴子村花鼓灯传承的案例表明“生存优势”是影响文化遗产生存、竞争与演替的重要考虑因素,是衡量文化生存潜能的重要标志。

秀山花灯的舞蹈动作形态研究

秀山花灯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融合了歌、舞、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秀山花灯具有高台花灯、单花灯、双花灯、群花灯等多种表演形式,舞蹈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扇法、身法、步法三种舞蹈动作技法为主,舞蹈形态特征则主要表现在扇法中的“绕转”、身法中的“颤膝”以及步法中的“弧线”等。这些舞蹈形态特征所展现出的艺术魅力,可推动秀山花灯的现代性传承与发展。

山西古署村花灯舞道具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内涵阐释

每一种传统舞蹈都有其最独特的因素,这是其区别于他者的关键所在。找准传统舞蹈中最具特色、问题最突出的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传承。花灯舞道具是山西古署村花灯舞中最为独特的因素。对花灯舞道具的历史变迁、文化内涵进行阐释,可以揭示出其形态变化与其所承载的当地民众精神。针对目前花灯舞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表演者积极性不高、道具制作技术受限等问题,应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一是唤醒遗产持有者的文化自觉;二是邀请技术专家、高等院校介入,开展技术帮扶与传承工作。

苗疆走廊汉传民间舞蹈的“同构异态”——以贵州“花灯舞”为中心

苗疆走廊是一条横亘云贵高原的“活态”文化走廊,有20多个民族分布其间,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花灯舞”是汉传“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于明清时期随汉族移民传入云贵高原地区,其传播区域主要是苗疆走廊沿线地区,具有较明显的“线性文化空间”特征。云贵地区“花灯舞”具有自身的地域特点,也深受苗、布依等族民众所喜爱,但其底层逻辑依然是相同的,在舞蹈形态上呈现的民族民间多样性特色本质上是“异态”而非“异质”。

湖南桑植花灯的舞蹈民族志研究——以瑞塔铺镇文艺轻骑队花灯班子为例

通过对瑞塔铺镇文艺骑兵队花灯班子表演过程的田野纪实,剖析出湖南桑植花灯在表演形式、舞蹈形态、功能意义、内容表达等层面呈现的城镇化特征,并运用历史文献与田野口述文本资料阐释桑植花灯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轨迹、文化变迁的社会原因,明晰城镇化进程中桑植花灯乐舞本体以及文化边界正经历着一个解构、重构的过程,面临文化“涵化”中整合的当代结局。进而,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审视桑植花灯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归属问题,探索桑植花灯与现代城市文明认同体系的构建之路,以此思考城镇化发展与桑植花灯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推进桑植花灯在新时代城镇化进程中的良性发展。

淮河流域花鼓灯舞蹈的传承与形态演变

花鼓灯是一种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艺术,花鼓灯舞蹈是通过模仿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场景,将当地人民群众的劳动过程、生活状态等内容融入到舞蹈动作中,从而表达出人们内心真实的情感。花鼓灯舞蹈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一朵奇葩。花鼓灯舞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肢体语言,精湛的表演技巧等,在民间歌舞中独树一帜,具有较高审美价值。淮河流域花鼓灯舞蹈的审美特点、形态演变、传承策略事关文化传承与发展。

“文化记忆”视域下安徽南陵马灯傩舞的当代传承

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切入和分析安徽南陵马灯傩舞艺术形态传承的载体和形式。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发现,身体是安徽南陵马灯傩舞传承的载体,其中固定的仪式达到了群体的文化认同,身体叙事延续了文化记忆。通过从个人记忆构建到文化记忆传承构建的分析,实现安徽南陵马灯傩舞创新性传承。

郧阳凤凰灯舞的生态美学意蕴探析

郧阳凤凰灯舞,又称“凤凰灯”“凤凰舞”“玩凤凰”,是起源于湖北郧阳地区,多在春节,元宵节和重大庆典进行表演的传统民间舞蹈。具有非凡的文化内涵和民俗价值,同时也包孕着鲜明的生态美学特征。郧阳地区特定的文化生境不仅影响了郧阳凤凰灯舞的内容与程式,同时也使舞蹈渗透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意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间体育文化的发展——以黄龙溪古镇“火龙灯舞”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激发人类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程中,民间体育文化的发展已经唤醒了人们对民族、民间体育的热爱和追寻。作为我国火龙之乡的黄龙溪古镇火龙灯舞,是一项别具民间特色的体育项目,对其文化特色、发展渊源、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将对活跃巴蜀民间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从民间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充分结合市场化发展道路,加大政府主导、加强管理、引进学校、深入民众和产业开发等方面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发展策略。

陕北秧歌的百年遭遇与民间艺术的现代命运

百年来,陕北秧歌遭遇了三种文化身份的更迭:一是作为自发自地民间艺术,尚未从整体性的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它不是审美的对象,而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作为新秧歌运动的民间资源,从民间文化中被剥离出来,成为现代意识的"对象",逐渐被改造为一种审美的艺术形态;三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传统的象征,被重新嵌入现代文化中,一方面成为重构本土文化的识别符码,另一方面获得了一种展示价值,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陕北秧歌的百年遭遇浓缩了现代化进程中民间艺术的历史命运,折射了现代文化精神的偏至,即理性精神无所不在的操控意识,以及审美主义艺术观的局限。

赣南采茶舞蹈的三维解读

本文从儒家文化角度,解密赣南采茶舞蹈为什么与灯彩艺术有不解之缘;从地理环境角度,解密赣南采茶舞蹈为什么与茶与山有不解之缘;从社会环境角度,解密赣南采茶舞蹈的风格为什么与诙谐有不解之缘。

民间社火溯源及其体育文化价值

社火是我国劳动人民自己表演、自己欣赏的民间体育艺术活动。它是在古代民社和民间祭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祭祀土地神和火神的舞蹈的延续,到了宋代,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形式并被保留至今,流传广泛。社火形式多样,具有群众性、娱乐性、健身、促进情感交流、凝聚社区以及促进村落精神文明建设等体育文化价值,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略论江西的舞龙文化及其特点

江西境内舞龙源于宋代,明清走向成熟与兴盛,历经数百年经久不衰。江西舞龙种类主要有板龙、草龙、竹龙、纸龙和布龙。其中以草龙、板龙起源最早。从江西舞龙的文化特征看,表现了农耕文化,儒家“中和”思想,以及追求娱乐、祈求幸福的文化心理。

浅议传统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路径——以玉溪花灯现状为例

花灯是我国重要民间剧种之一,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又是花灯的繁衍地,玉溪花灯是云南花灯的一个重要支派,在云南花灯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玉溪花灯的发展现状及其改革路径的分析与探索,可以为以玉溪花灯为代表的地方戏曲艺术的发展之路提供借鉴。当前玉溪花灯的现状主要表现为舞台花灯艺术与民俗花灯的分离,实现两者的结合是促进玉溪花灯发展的关键。

旅游文化特色学校创建探析——以黄龙溪学校创建校园火龙灯舞文化为例

火龙灯舞是成都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民间民俗体育文化活动之一,是四川双流县黄龙溪古镇的一张名片。身处黄龙溪古镇的学校创建校园火龙灯舞文化,不仅是对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便于学校教育的实施和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应从环境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行为文化、火龙灯舞文化可持续发展几方面,打造"乡村古镇旅游文化特色学校",从而走出一条"一校一品一特色"的办学之路。

唐城“花灯秧歌”的文化内涵

"花灯秧歌"是流传于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唐城村的一种民间舞蹈,以花灯、秧歌和威风锣鼓的巧妙融合而独具艺术魅力。唐城"花灯秧歌"不仅道具独特,节奏铿锵,队形对称,形式丰富,而且特殊的产生背景和生存环境使其蕴含丰富的地域文化、舞蹈文化和民俗文化。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对唐城"花灯秧歌"的地域文化特征、舞蹈文化特征和民俗文化信仰进行分析,为更好地发扬与传承这一艺术奇葩提供理论参考。

延续传统与嬗变:宗族势力柔性较量下的舞龙灯民俗文化——基于赣南H村的田野调查

舞龙灯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娱乐活动。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舞龙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地方文化习俗以及民间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娱乐性上。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舞龙灯逐步成为宗族势力之间柔性较量的表达工具,象征意义逐步消解,其功能从娱乐性向工具性转变,在这背后是宗族势力借助舞龙灯来不断唤醒宗族意识、强化宗族观念以及整合宗族内部的各种资源,使本宗族在村庄社会性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从而实现本宗族在村落中的利益最大化。

汉族民间舞的风格特征及教学

中国民间舞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汉族分布最广,民间舞蹈的种类也繁多,主要有东北秧歌、云南花灯、安徽花鼓灯和山东胶州秧歌等。由于这些舞蹈风格特征明显,因此深受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喜欢。

闽西民间歌舞“采茶灯”舞蹈形态的审美特征研究

采用调查法、文献法等研究方式,从动作、语言、舞蹈形式等方面对闽西民间歌舞"采茶灯"的舞蹈形态、风格以及审美特征进行研究。从"形""情""意"三个方面,把握其基本审美特征,挖掘"采茶灯"舞蹈的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