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言文化与江南民歌演唱的属性特质

吴文化是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化,它依托江南水乡的特有地理优势,形成独有的风格特质。吴文化的审美特质有"水、柔、文、融、雅"的特征。吴语方言对江南民歌有方言调值、押韵、双关语、衬词和衬句等方面的影响,对其音乐形态的旋律、曲式、同宫系统、主属移宫等方面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吴文化与吴语方言孕育了江南民歌的鲜明特色,具有温柔敦厚、含蓄缠隐喻曲折、吟诵性强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体现并传承着"软、糯、甜、媚"的语风与音乐特征。

江南民间刺绣荷包艺术特征与民俗内涵

通过实地调研和实物分析,结合民俗和地方文献资料,从艺术和民俗角度对江南民间刺绣荷包进行了研究。江南民间刺绣荷包在造型语言、质料选择、色彩搭配、纹样题材与布局、工艺手法等方面地域特色明显,具有清新秀丽、质朴典雅、精巧细致的江南汉民族审美特点;同时也是江南先民们"寄情求福""辟邪驱瘟"的情感表达方式。研究江南民间刺绣荷包的艺术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对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当代服饰品设计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江南传统民居在当代建筑空间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江南建筑因艺术特色要求苛刻,显得精致小巧。空间布局上是庭院空间的放大。南北各地的民居聚落、园林、宫殿建筑群乃至城市规划都是如此。建筑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体现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特定的建筑风格,当代设计理念也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传统建筑的提取概括升华,从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回归和满足感,弥补了现代发展所缺失的精神寄托,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聊斋志异》与江南俗信——兼论蒲松龄“神道设教”的创作理念

《聊斋志异》素以写鬼写狐见长,不仅山东鬼狐神仙等民间信仰成为《聊斋志异》艺术化的表现素材,江南五通神、青蛙神、齐天大圣等民间信仰也同样成为《聊斋志异》素材来源。《聊斋志异》关于五通神、青蛙神及齐天大圣的三篇作品体现出了蒲松龄对“神道”的不同态度,为“神道设教”作出了新颖独到的诠释。

顾禄对清代江南民俗的记述与研究——《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述评

《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记载清代江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 ,对民俗的源流和演变作了饶有价值的诠释和考订 ,因而颇受史学界的关注。继续探索其深厚底蕴 ,对文化交流和旅游开发具有现实意义。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地戏”称谓及其文化意涵递嬗

地戏作为屯堡人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层累了不同历史语境下复杂的社会因果关系。理解“地戏”称谓及其文化意涵的递嬗,需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钩沉江南旧俗中的“地戏”;二是梳理从“跳神”到“地戏”的文化脉轮;三是作为屯堡人生存技术的一种隐喻。“地戏”是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称谓,从地戏-跳神-屯堡地戏(跳神)这一变化脉络中,可以窥见屯堡人对待自我文化的态度。

论唐宋江南采莲诗词

自汉乐府《江南》伊始,以采莲为主题的诗词从未间断。到了唐宋时代,采莲诗词伴随着唐诗宋词的繁荣,其成就达到了至高点。文章以唐宋采莲诗为范本,浅述江南采莲特有的习俗,以及采莲诗中反映出来的采莲情结和江南采莲女对爱情的追求。

近代江南民间验方知识的传播及其影响——以《验方新编》为例

《验方新编》重点辑录民间验方知识,内容丰富,便于非专业人群查阅和应用,但在出版后的20年里并不为人熟知。19世纪60年代,该书传入江南,不仅受到官绅青睐,而且日渐普及到中下层民众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进入20世纪,该书日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乃至"中医"的代名词。《验方新编》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西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应用,推动了医学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大众化,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医学化进程。以《验方新编》为代表的民间验方知识在江南趋新求变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存续和流传,反映出近代江南医疗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江南民间竹编器物号字赏析

本文介绍了江南民间竹编器物号字的特性和文化内涵,并根据不同类别竹器着重探讨了相关号字作品的思想特色和艺术手法,诠释了在文明演进中的重大文化价值,提出了竹类器物号字面临失传的问题和在当今竹产业发展实践中加以应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