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社”为民歌配和声的历史创举

20世纪40年代,重庆国立音乐院的作曲学生以"山歌社"的名义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歌运动",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文章在研究"民歌运动"文史与乐谱资料的基础上,概括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阐述了当年作曲学子为民歌配置和声的宝贵经验,并论述了他们当年探索和声运用中民族风格问题的理论成果。

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新民歌运动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建构实践的激进化,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旨在建构优越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并真诚地借用"古典"和"民歌"的形式,结果却在规范与规训的双重作用下,于一体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对世俗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同审美现代性的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差,从而走向对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和民歌的自反性否定。对新民歌运动及与之相关的17年文学的研究存在反二元对立、重审现代性、回归历史等三种批评角度,批评的异响本身暗示着17年文学貌似单纯的现象背后的深刻复杂性。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始末

"新民歌运动"是1958年以毛泽东倡导为起点,进而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对新民歌选本《红旗歌谣》的批评是"新民歌运动"的转折点,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的谈话则预示着"新民歌运动"的落幕。毛泽东早年在北大的经历,革命生涯中关于民歌运动的实践,以及关于新诗建设问题的思考是"新民歌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而毛泽东对新诗建设问题思考地不断深化则是新民歌运动落幕的关键。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戏曲与民歌音乐元素在歌剧《白毛女》中的吸收与运用

作为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的代表性作品,歌剧《白毛女》是音乐家们探索几十年后,在总结前人的失败与经验教训基础上创作的一部较为成熟的民族新歌剧。该剧在音乐创作上充分吸收并借鉴戏曲与民歌音乐元素,通过加工与改编,使之适合并发挥剧本所表现的内容。歌剧《白毛女》在创作中深受秧歌及秧歌运动的影响,并把秧歌的一些形式与内容运用到创作中;在创作中突出地方性戏曲音乐元素的作用;充分利用民歌音乐元素展示人物形象。

从“民族的诗”到“民族志诗学”——从歌谣运动的两个细节说起

北大歌谣运动中的两个细节虽然并不引人注意,却又彼此密切联系,构成了一条隐含的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分界线。"民族的诗"和"民族志诗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笔者为探讨的方便而采取的话语策略,但它们基本上能够代表刘半农和周作人的歌谣观念。二者无所谓优劣,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于特定的群体和研究对象而言,哪一种更加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已。

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民间”取向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文学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历史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

文艺大跃进研究述评

新民歌运动以及文艺大跃进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文艺运动。它是权威话语征用大众话语和民间资源颠覆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运动,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精神的彻底消失和现代性追求的全面中断。虽然大跃进文艺受到"左"倾文化思潮的影响,显示出严重的虚假性和荒诞性,但它却体现着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时代情绪,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资料价值。要使文艺大跃进和1958年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则必须对文艺大跃进如何重构被知识分子冲破了的规范、1958年文学如何走向文革文艺、两者有何内在的逻辑关联、大跃进文艺在文学史上有何特殊意义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更详细的论证。

论“大跃进”新民歌的神话因素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新民歌内在地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受到外界力量压力的潜意识的影响;都把自然界作为观照的主要对象;都体现出创作者主体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创作主体思维这一深层心理因素上也具有相似性;创作者都表现出“集体无意识”。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新诗与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折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论大跃进民歌运动与“五四”民粹主义思潮的历史勾连

民粹主义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大跃进民歌运动毫无置疑的又是构成这种民粹主义的一大浪漫而神魔的重要内容。若从浅表的考察来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政治哲学动力、以几亿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的全民诗歌大批量生产的运动,似乎只能称作一种狂躁浪漫的精神闹剧;但从深层的考察来看,它就完全不能说是闹剧了,准确地说这个运动自始至终隐伏着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的诗化哲学的魂灵。

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大跃进民歌再认识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它的评价,几十年间反差极大。今天重新认识,应避免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处理。从“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三方面切入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新民歌的确是一场政治造诗运动,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同时,它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艺术表现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全盘否定是不公允的。

梅州客家山歌剧形成之要素

客家山歌早在唐代已经流行,而客家山歌剧则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方产生。以梅州客家山歌剧为具体分析对象,剖析其形成之要素,可认为客家山歌是其形成基础,唱山歌方式的转变是关键,戏剧运动是催化剂。这三个因素的具备,最终促成了客家山歌剧的产生。

扬州民歌没有山歌体裁吗——兼说中国民歌分类问题

关于号子、山歌和小调作为民间歌曲研究的体裁分类,从1942年吕骥首倡到1964年集体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1出版,体现了中国音乐学术界民歌研究分类的思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目前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没有扬州山歌,而有关扬州地区民歌的著述,分类也只有"号子"和"小调",独缺"山歌",让人疑惑不解。是扬州地区本来就没有山歌体裁,还是被误划到"号子"或"小调"中了?如果没有误划,那么其他民歌体裁是如何分担"山歌"传情达意的社会交际功能的?如果是误划,是如何误划的?

近现代文学大众化话语的发生与衍化

从近代文学革命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的文学实践,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放弃"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文学不仅承载着审美使命,更肩负着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重任。从文学民间大众话语的发生、转换到改造、确立,无论"大众化"的话语内涵如何转换,它始终坚持并追求着"化大众"的目标。然而,在承接"大众化"旗帜的时候,1958年"新民歌运动"在欲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文学的最终归宿时,为文学大众化画上了句号。

1958-1960年的图书馆民歌创作

1958年,全国掀起了新民歌运动,在此语境下,图书馆员和读者创作了大量民歌,他们用民歌歌颂党的各项工作,如民办图书馆、图书流通、图书宣传、阅读辅导、"下乡上山"、送书上门等,体现出民歌在图书馆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与时代共名:新民歌运动与域外诗歌译介

“新民歌运动”是1958—1959年间的一场大型文艺实践活动,不仅对彼时国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规约了此一时期域外诗歌的译介活动。业界对前者研究充分,但对后者关注不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通过梳理此一时期域外诗歌译介的历程发现,无论是诗歌的主题选择,还是具体的翻译操作,抑或译诗评介,均遵循“大众化”和“政治化”的审美倾向,密切适应并配合“新民歌运动”所倡导的诗歌规范。研究“新民歌运动”与诗歌译介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认清特定历史语境下诗歌翻译的价值功能,更有助于揭示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