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时代”的宋风诉说--明初北京故宫前朝中路的布局研究

明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权更替,一度激发了整个社会“弃元扬宋”的民族情绪与复古之风,而当时急剧内敛的政治制度又放大了皇权,禁锢了空间活力。随着匠艺存古、元风未染的吴地匠人大批参建北京“故宫”,复兴的宋风、乍起的威权与北上的吴匠在这一转捩时代的巅峰建筑群落中饱满碰撞,溅射出特殊的空间布局样貌,仿佛流风回雪之际的刹那端凝,“祛魅”与“返魅”并存,再难重现。明初北京故宫实以前朝中路三大殿廊院为核心,虽经后世反复重建,并因物力、消防的限制和观念、匠艺的流变导致种种“蜕化”,仍不难自现状回溯其初建布局中源自宋风和吴匠的连贯性、行走性和音律感,以及来自新朝的“纵大于横”“巨构突兀”“重音”重叠等“权力意志”的悄然表述和种种可能。

明清与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双城”转移

城市因特殊属性更容易成为小说设置的背景空间和故事场所,在明清时期小说中,北京和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对"双城"。到了清末,随着上海的迅速崛起,上海成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从而与北京构成了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一对"双城",在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对比书写较多。随着小说"双城"的转移,小说中的北京形象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内卷”的合唱——明初北京故宫三大殿廊院复原研究

明初北京故宫三大殿廊院忠实地继承了宋代大型建筑群强调连贯性、行走性与音律感的布局技法,“内化”了金代感官释放般的浓烈色彩与绚烂雕饰,和元代回归“自然主义”的豪壮用材,又在明初威权化与网格化的社会语境下,强势激发出前朝的技能与意匠积累,生发出以孤立化、巨构化的单体,体积化与等级化的“建构”为代表的建筑“内卷”新风,仿佛锁链及身刹那的端凝一瞬,几乎成为中华传统建筑最后的盛放与转折,并凝注为北国苍茫一宫的种种宏大与细节。

南京明故宫历史地段保护研究

探讨了当前历史地段保护的客观意义,进而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历史地段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原则;以此为基础对南京明故宫历史地段进行分析,确立南京明故宫历史地段保护的定位,划定其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最终提出保护规划的若干策略。

明末清初京畿地区《金瓶梅》传播的路径与圈层

以京师为中心的京畿地区是明末清初《金瓶梅》传播的重要起点与主要区域。明末传播主要以京畿地区之外袁宏道等上层文人为主,发源自王世贞、董其昌等所藏稿本或抄本;清初,在被社会沉重诋禁的压力下,仍然有《金瓶梅》的评本、续书、满译本、戏曲等不断出现。张竹坡于北游京师时得到作品原本,返乡完成批改后又携书北返。丁耀亢所著《续金瓶梅》以董其昌藏本为参照,撰成于在容城县教谕任上。任邱边汝元所做杂剧《傲妻儿》,取材自张竹坡评本,得到周围文人的高度肯定,具有强“世情”、弱“色情”的突出取向。

明初福建城池建设及其特点与成因

根据福建明清各府州县方志的记载,我们发现,明初特别是洪武、永乐朝是福建城池建设的高潮期,其特点是府级城池进行了普遍但规模有限的修缮,县级城池的修建极少,而沿海卫所城、巡检司城的修建数量和频率则大大超越了府县城池的修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明初福建面临着严重的海上威胁,二是朱元璋对役民修城采取了变通灵活的策略。

元、明宫城平面规模研究--基于元大都宫城规模及象征意义分析

通过分析元大都宫城规模的规划设计理念对《易经》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的附会发现:一方面明中都的皇城以及北京紫禁城的平面形状与元大都宫城相似,并且分析得出这一相似背后均隐藏着元、明宫城通过周长和面积的比例关系达到象征意义的方法和元大都宫城规划理念对明朝皇城、宫城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北宋西京宫城规模,分析其中包含的这一象征意义以及在早期宫城设计中实现这一象征的设计方法。元宫城的尺度对《易经》表达的象征意义的附会表明蒙元统治者在追求其权威的象征性时采纳了中原儒家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其自身对作为中原王朝正统继承者身份的认可。希望这一研究能为与元大都宫城周长具有相似数值的其他古代宫城的平面规模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

元末明初南京“准外郭”考

"准外郭"是元末明初存在于南京新城之外的一条外围防御线,它由沿江城墙防御带及金川河、玄武湖共同组成。从南京"墙中墙"的发现及俞本《纪事录》、朱元璋《阅江楼记》的记载可以推测出这条防御线的存在,而1360年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龙湾之战则是"准外郭"形成的主要原因,此后"准外郭"随着南京新城、京城城墙的先后建设而稳定和消亡。始建于1359至1360年的"准外郭"是南京城墙建设的开始,为大明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故宫奉先殿建筑形制特征与建造年代考

基于近期对故宫奉先殿建筑勘测成果的整理与分析,本文在建筑构造、斗栱形制、遗存题记、用材特点等方面对其建筑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参考宋代《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并与明、清殿阁式建筑实例对比,结合清初宫廷史资料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后,推断出故宫现存奉先殿应建造于清顺治朝,这不仅代表了北方明清官式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对研究清初官式殿阁式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金华市博物馆馆藏清款彩漆屏风艺术价值初探

金华市博物馆旧藏两组漆屏,虽不完整,却是较为难得的传世珍品。文章分析了漆屏的制作工艺及使用背景;初步识读了漆屏内容,并对识读内容加以分析;考察了明末清初的政治社会风俗;并论证了此两组漆屏的艺术、历史及经济价值。由此,笔者推测此两组漆屏为清早期款彩漆屏,产自福建地区,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南京明代城墙与佛教文化研究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与佛教文化具有1780多年的历史渊源。14—15世纪,南京作为明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再度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城市。通过南京城墙上发现的明代著名国家大寺——天界寺的砖文,解读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挖掘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本。

明前期“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探论——以湖广地区为例

洪武年间,湖广各府级中心城治、西南少数民族等"寇乱"为患地区率皆设立卫所、筑城守御,并辅以巡检司、土司等多重防御力量。在其障护之下,腹里州县安全无虞,实无修固城防之必要。自洪武朝以至宣德朝,湖广地区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各地不修城的情形相当普遍。正是洪武朝奠定的颇为严密的区域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地方安定,为明前期实行这种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似乎并不完全切合明前期的实际。

也谈明代紫禁城的名称演变

明代中期,皇宫城池的内城始称紫禁城,区分内外,延续至今。内城的名称演变,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本文在王剑英、李燮平的研究基础上,据制度条文与时人见闻,再探详情。本文的结论是:明初内城本无专名,从内皇城等长期泛称,到砖城、宫城等权宜俗称,到紫禁城及各变体等主流专称,所指逐渐明确、名称逐渐固定。明代中后期,内外城之间地带逐渐向民间开放,至万历时期,内城墙成为皇宫与外界的主要分界线,明初内外一体的观念逐渐让位于内外两重的观念。紫禁城之名,早在明代中期已见使用,遭逢万历时期与明清之际的外城开放、观念变革,由民间的主流俗称上升为官方的权威定名。

明初城墙包砖问题试析

本文通过统计明初南直隶、湖广、江西三省的城墙包砖情况,考察了明初城墙包砖的基本面貌,并根据明代各级城市所用城砖的烧造与征调情况,探讨包砖的相对成本,指出明初城市包砖与城市的等级、所处地区的军事战争形势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