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至东北之间:前凉与代、前燕的政治互动

西晋末至十六国前期,前凉张氏割据西北,鲜卑拓跋代称雄塞外,慕容燕则由东北入主北方成为中原大国。通过考察发现,西北—塞外—东北诸地方政权之间存在跨越地域距离的政治联系。代、前燕两国与前凉关联程度较低,在前凉对外关系中仅处于边缘地位,且前凉与代国的政治联系多于前燕方面。凉、代交往前期,前凉与拓跋部修好主要是为减轻拓跋部对其北方的威胁,后期凉、代交好则与后赵、前秦这等强国在侧的形势有关。至于凉、燕交往最初是在东晋武昌地方主导下,分别与凉、燕组成对抗后赵的同盟,其后前燕越过东晋直接与前凉交通,欲共伐后赵,交涉失败后,凉、燕间的政治互动趋于停止。

论前燕的法制

前燕是十六国前期影响较大且较为强盛的一个政权。前燕统治者都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前燕的法制原则:前期法简刑慎;中后期法峻刑严。前燕除承用晋制外还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选官方面,多途径罗致人才;经济制度方面,开园苑,定税制,罢荫户;刑事法规重点打击危害君主专制、破坏经济制度的行为。前燕的司法机构相对健全,注重司法官的选派。

西安洪庆原梁猛墓出土具有前燕风格器物的分析

西安洪庆原梁猛墓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原,2011年,墓葬受破坏后做了抢救发掘。2018年《考古与文物》第四期发表了墓葬的发掘简报。墓葬所出铭文砖有“安定梁猛”四字,说明墓主人为梁猛。以下简称这座墓为梁猛墓。

《汉书》颜师古注引《别录》《七略》佚文笺释

颜师古注《汉书》,征引古籍达百余部,而簿录类唯有《别录》和《七略》,且二书早已亡佚不存。本文仅对《汉书》颜注所引《别录》、《七略》之佚文加以笺释,从而完善清季以来诸家《别录》、《七略》辑本,以见古本。

《汉书》颜师古注引“小学”考

《汉书》颜师古注,综括古注凡二十三家,遍引四部古本百余部,其中尤以经、史两部为甚。而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类"文献,颜注所引虽聊聊数本,却是训释古书的基石,因而有必要对颜注征引"小学类"古书之引文加以考释,以见古本。

论范仲淹承前启后的词史地位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词作只有五首,但在词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词为"艳科",在初始阶段受儒家文学创作观念的压制,创作十分萧条。到了晚唐五代,道德评价体系崩溃,社会享乐成风,歌词创作走向繁荣,出现"花间"、"南唐"两大流派。入宋以后,道德评价体系重建,歌词创作尽量避开艳情,词坛再度萧条。宋真宗后期,适宜歌词创作的北宋享乐之风已经形成。范仲淹歌词创作就以这样的社会、文学风气转移为背景。范仲淹《渔家傲》咏边塞、《剔银灯》咏史、《定风波》咏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气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坛衰变的一个过程。然而,其《苏幕遮》借乡思写恋情,已经表现出向艳情题材的转移。《御街行》更是直接写男女恋情相思,题材上已经回到"花间"的传统上来,预示着宋词创作繁荣期的到来。范仲淹以道德领袖人物从事艳词创作,悄悄地改变着时人的文学创作观念,成为词史上一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作家。

说“清闲”

由于对"清闲"一词的含义尚无定论,在古籍传刻中易被讹为"清开"、"清问"、"请问"、"请间"等形式,影响了古籍整理和研究者对文义的准确把握。此词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燕居"与"闲居",此二词的区别在于是否避人。《汉书》中,二词合并产生名词性短语"清燕之闲"或"清闲之燕",特指皇帝与臣子避人谈话,省略为"清闲"。晋以后,"清闲"成为动词,表示两人避人谈话,但只强调形式上的秘密性,对谈话者的身份、谈话内容没有特别限制。北宋时,专制集权加强,士人言辞也受到影响,"闲居"与"燕居"被理解为皇帝专用的名词"清闲之燕",就连当国权臣也不宜使用,遑论士人了。元代以后,表示避人谈话的"清闲"更是罕用。

阎锡山故居的空间解析

阎锡山故居是中国近代建筑的典型代表,论文以空间研究为途径,通过自下而上、不同层次的分析研究,逐层解读阎锡山故居的院落原型、增值模式、组合逻辑和空间实例,揭示了阎锡山故居空间系统的成长规律和隐藏秩序及阎锡山故居空间组织的方式与机制。

文化符号学视角下的福州传统民居建筑设计美学研究——以严复故居为例

传统民居建筑是人们感受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目前国内关于传统民居建筑的理论研究多从建筑自身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内容展开,缺少多学科融合的多元化思考,尤其缺少从文化符号学视角的研究。文章以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对传统民居进行符号学解析,并通过莫里斯的符构学、符义学及符用学理论,结合严复故居分析其建筑之美,以文化符号学的视觉探析福州传统民居的建筑设计美学。

命途多舛:北上前蜀降人考

同光三年后唐伐前蜀,前蜀后主王衍以成都降。为平定新征服地区,展示宽大之怀,后唐大量迁徙前蜀降人北上。被迁徙的前蜀降人主要包括前蜀皇室、百官、宫人等,也有部分百姓因被征蜀将士掳掠而北上者。但是同光四年郭崇韬之死及由此事件引发的动乱打乱了后唐政府对于北上前蜀降人的安置计划,也深刻地影响了前蜀降人的去向。而后唐政府对于前蜀降人的处置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五代的历史进程。

阎锡山故居的家训石刻

:镶嵌在阎锡山故居墙壁上的家训似语录形式 ,内容可为做人、处人、管人三大类 ,寓意深刻 ,词句精辟 。

前燕与河北——探析河北成为前燕新中心地域的原因

慕容儁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决定在永和六年二月走出辽邦开始南下,试图将其政权中心转移到河北。及至永和八年十一月,他在坚信能够对河北进行有效治理时,自称燕皇帝,并在次年二月将都城从龙城迁至蓟城。蓟城作为由辽邦进入河北的门户,从被攻占再到成为新都城的三年,再加上定都后实际统治的四年零八个月,这段时间是慕容鲜卑继续追随华夏文化并积蓄力量入主中原的关键节点。其间,慕容宗室及汉人士族分别对河北汉人豪强采取军事征伐及绥抚之策,取得了较好效果。多数汉人豪强及百姓归降而来,认可慕容儁“以义取天下”,希望安定北中国、拯救人民的历史使命由他来完成。由归降的汉人豪强与已具备“有事干”的汉人士族出任河北地方官,以前燕的名义安抚当地汉人,能为河北这块汉人居住地逐步成为前燕新的中心地域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古時代的《漢書》注釋傳統

中古時代《漢書》地位頗高,堪與'五經'相提並論。《漢書》經典地位的確立,除了其文本自身所具有的經典特質以外,傳授和注釋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東漢中期是《漢書》學的發軔期,班固之妹班昭與馬續續補《漢書》,教授《漢書》於馬融,並爲班固《幽通賦》作注,可謂《漢書》學第一人。從東漢末年的服虔《漢書音訓》、應劭《漢書音義》到西晉時期的晉灼《漢書集注》、臣瓚《漢書集解音義》,再到唐代初年的顔師古注,《漢書》注釋經歷了由'音義'體到'集注'體、由《漢書》學南北分流到《漢書》顔注集其大成的發展過程。

前燕政权建构中的“后赵问题”——试析十六国正统性继承中的约束机制

建立前燕的慕容氏在正朔问题上经历了从认同东晋到认同后赵的复杂过程。在与石虎对峙时期,慕容曾一度向后赵称藩,其政权内部也存在着附和后赵的势力。慕容儒即位后以王朝易代来解读赵、燕在华北的统治交替,但在元玺元年(352)称帝时,慕容在五德次序上越过后赵而承接西晋。这是因为扫除幽、冀、充、青等州的后赵残余势力是当务之急,否定后赵正统性为时政所需。建熙五至七年间(364一366)慕容转而承认后赵在五德次序中的位置,这是光寿三年(359)后东晋成为主要敌手的缘故,后赵旗号成为否定东晋正统性的政治资源。前燕认同后赵正朔的过程展现了十六国正统性继承中的约束机制,出于统治华北的考虑,须妥善处理前一政权的政治遗产;顾及与东晋的正统性竞争,须另寻政治资源建构十六国间的法统谱系。

十六国前燕疆域、政区考

慕容鲜卑所建立的前燕政权经历了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与之相伴的是其疆域向西、向南的不断扩展,和统治中心逐步南移,最终从一个入塞的弱小部落发展为实力强大的割据政权,对十六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前燕的政区管理体系也包含了州郡县传统管理体系、遥领、虚封、侨置,刺史加将军号、持节都督诸军事,以及鲜卑特色地方管理机构等等内容,反映了前燕政区发展中的适应性和变异性特征。

阎锡山故居的空间政治学探析

在福柯提出的"权力空间"与亨利.勒菲弗提出的"空间生产"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比尔.西列尔与朱利安尼.汉森的"空间句法"理论,从阎锡山故居的演化过程与平面形态两个方面(即时间与空间方面),分析了阎锡山故居的空间生产是如何在"权力"的影响下运作的,以及阎府的平面构形与阎锡山权力运作的耦合联系。

俞琰对邵雍先天易学的发挥

俞琰对邵雍先天易学的发挥,以阐发《周易参同契》的丹道理论为关键环节。他通过诠释先天图式,论说了由“身中之易”返“先天之易”、“披阐先天图环中之极玄”、“降心火于气海”等思想,对丹道炼养的时机、入手处、关键方法等进行了理论说明,从而建构了一个由后天复归先天的道教易学体系。由于俞琰旨在阐发丹道理法而非解释先天学本身,他对先天学的论说偏离了邵雍的本意。清初学者猛烈批判先天易学,实与俞琰等人的发挥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