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休闲文化视野下的明清江南古典园林营造

文士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统称,也是江南古典园林精神文化内核的缔造者,研究中国园林的文化属性离不开这一群体。文章从文士群体的休闲文化视角出发,探究其对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营造影响及设计体现,并为当下园林景观设计提供思想借鉴。

祠堂记与古代文人祠祀的集体认同

古代文人祠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其祠祀动机相较于传统的先贤崇祀更为特殊。士人群体奉祀文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才能,更出于对文人高尚品格和多舛命途的认可与同情。这些行为和观念在文人祠堂记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祠堂记不仅载录和揭示了文人奉祀的来源及意义,还展现了士人群体如何精心塑造和维护文人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特定集体性意识。可以说,文人祠祀承载了古代社会对文人价值的公共认知,而这些认知在相关祠堂记对奉祀对象文人身份的塑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凝聚了士人群体对“文人”这一社会形象的集体心理与命运共鸣。此外,一些文学批评的共识也在祠堂记书写中得到体现,这不仅展现了士人群体的文学集体观念,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文人形象的塑造和文人价值的阐释。

吟咏情性的宗旨与变风变雅的传统

《毛诗·大序》在其整体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吟咏情性”之说,用来解释变风变雅。《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变风、变雅之上。虽然历代王朝雅颂继承《诗经》的雅颂传统,诗人们也提倡正风正雅,但是中国古代文人诗史的主流为变风变雅。汉魏晋文人诗是在王道变衰、风衰俗怨的现实背景中发生的,所以虽然汉魏诗以言志为本,但其创作的性质实为变风变雅。东晋至南朝,吟咏情性之说流行,但发展至齐梁的绮靡之风,实是失去了吟咏情性的宗旨。唐代诗学回归《毛诗·大序》的纲领,以别裁风雅正变为基本的诗学思想,唐诗创作的主体在于变风。情性说在宋代与义理相融,上升为一种诗歌本体之论,宋诗的主体,具有变雅的性质。整个中国诗史,王朝政治与诗学正变,有一种循环出现的规律性表现,即王朝初期以雅颂、雅正为主,但此期一代诗风并未形成;其一代诗风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后期变风、变雅的时期。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汉赋中的舞蹈及汉舞的审美意蕴

汉赋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有关乐舞的赋文历来被视为研究美术史和艺术现象的重要资料。汉代乐舞赋以及其他诸多同时期的文论中所见对舞蹈场景丰富而细腻的描写,侧面展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高峰期的盛况。汉代乐舞百戏的兴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视听资源和丰富立体的审美视角,而文人们对舞蹈活动的参与也推动了舞蹈艺术在理论上的提升。汉代文人在赋体写作中巧妙地融入了身体动作的意象元素,以罗列、白描、夸饰、比喻等修辞手法诠释了舞蹈艺术形式的审美意蕴,抒发了舞蹈“气”与“体”的生命律动,这让处于汉代文学艺术高峰的汉赋扮演了汉代乐舞艺术传承媒介的角色。因而,我们可以从汉赋中挖掘出汉代舞蹈的审美意蕴,加深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涵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遗产。

乾嘉时期京城文人的都城体验与诗文书写

乾嘉时期的文学与思想转型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观察清中期文人的诗文书写,可注意到京城文人日常生活中奢侈与穷困的两极化处境,亦可发现文人参与修禊雅集与诗社雅集时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逝的加速感与交往距离的隔膜感。前者源于京城景观的变迁与宵禁制度,而后者则源于文物赏玩时视角的聚焦与价值排他性,二者共同造成了乾嘉京城文人的失落情绪。为了应对京城生活的压力与失落,文人不仅在诗文中咏叹遗迹、追忆前贤,更通过重建万柳堂、寄园等建筑实体与仪式活动,重塑文人的公共空间,以缓解文人在情感与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乾嘉文人的京城生活体验激发了他们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与不服输的傲岸人格,这同样刺激了乾嘉时期文学及学术的发展与传承。

明清西南多民族文人旅游活动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历史面相

明清时期,云贵川地区涌现出很多的少数民族文人,成为西南文坛的主力军。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人与杨慎、徐霞客等汉族名士以及本土的汉族文化领袖刘大绅、张鹏翮等组成了一个个多民族文人旅游群体。得益于西南地区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生态环境的旅游资源优势,众多文人在西南地区共同开展研修游、寺庙游、节庆游等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从路线上看,主要集中在云贵川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交通要道,呈现出线、面交织的特点;从心理上看,既有山水审美的心理诉求,也有文化考释的实证精神,还有哲理感悟的内心体验,展现出多元的心态;从收获上看,既有解郁散心、寻师交友,还有研学考察,文人们各有所得。在交融性的旅游活动中,促进了西南边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由此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格局,逐渐升华演变为共有的国家情感和大局观念,形成了自觉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

“晚明文学”的图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古今中西的参照系中,被赋予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这幅图景为反思五四以来的学术模式提供了样例,也成为重审晚明文学文化的契机。重审的目标在于将该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还原至当时文化与社会的前后关系中,聚焦于古典人文学术,探求晚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范型。这一知识世界承续自明中期,因复古的价值导向与私人刻书业等物质性条件,而有系统之变,令相关生产与传播产生诸多新特点。将晚明与前后时段联结起来作长时段考察,还促发我们重新思考复古运动与性灵思潮的关系、从文章博学到考据学风的变易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新见杨明照手稿书法研究

以新见杨珣先生、王恩平先生所藏杨明照先生大量手稿为研究材料,分析了杨明照书法艺术源头与流变在于受到家学影响和燕京大学读书期间郭绍虞先生指点,论述了杨明照书法艺术从日常书写逐渐转变到以颜书为取法对象的直追古法,再到人书俱老的化境,以及他与四川高等书法教育文脉渊源关系.研究表明,杨明照书法超出文本外的文化意义,即一代文人风骨.首次对杨明照手稿书法进行研究,强调杨明照书法形象被其学术影响所遮蔽.作为蜀学研究最后一位大师,学界对他研究应多维和立体,以彰显那代学人的文化风骨.

制造曼生壶:生产、消费与书写

曼生壶的出现,在中国紫砂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嘉道年间,以陈鸿寿为代表的文人在借鉴晚明时大彬砂壶制作传统的基础上,将文人擅长的书画艺术运用于砂壶之上,赋予了砂壶以实用功能之外的文化意义,实现了壶式和壶铭的高度契合。这也是曼生壶为文人所激赏的缘由。后世文人对“曼壶”的书写亦集中于陈鸿寿“创式制铭”的贡献。由于受到陈鸿寿与杨彭年身份差异以及书画地位高于工艺的观念影响,陈鸿寿的贡献被予以强调,也就获得了砂壶的冠名权。

从考古与典籍中看冬虫夏草的传播与知识流变

冬虫夏草是产自我国西部高寒山区、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珍贵物种。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已开始食用虫草,而最早描述冬虫夏草的文献出现在公元4世纪。通过梳理藏医药文献与汉家典籍,寻找冬虫夏草的传播痕迹与人们对其认知的变化。文章聚焦于清代本草文献与文人笔记,结合著者身份经历、编撰方式、撰写内容等追索古人对冬虫夏草的认知随文本流变的脉络;同时经过各类典籍在内容侧重点与行文特点上的比较,揭示出医家与文人对于冬虫夏草认知上的异同,探索冬虫夏草在清代的传播情况。

冯梦龙“三言”对宋元话本的文人化改造

冯梦龙“三言”对于宋元旧话的改订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题目的改订与增删,标志着文人对于通俗小说认知的突破;二是提升通俗小说的地位,意味着文人改造意识的觉醒;三是强调文学的通俗性,昭示着艺术与思想结合的新高度。在编创中,他注重题目的编排,强调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利用小说题目来凸显人物性格特点。通过对宋元话本的改造,成功塑造了诸多典型形象,但这些人物塑造与故事价值却形成背离,表现为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复杂的作品,人物塑造稍显逊色;与情节小说相反,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简单,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更加立体、饱满。同时冯梦龙通过对原作的增补,注入改编或重构原作的主题与焦点,有意识地施以“情教”,利用小说的形式来灌输和推广正统的道德规范,实现了题材的拓展与主题的强化。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从《花篮图》探讨文人风骨的画、插花和装饰应用

从李嵩的花篮图赏析起笔,以文人插花与文人画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风骨的体现,将其应用于当代室内装饰中更显示出中国韵味。

“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谭盾音乐作品的哲学内涵及人文精神

谭盾是备受国际赞誉的华人作曲家,其音乐作品有独特的音乐语言和精湛创作技巧,不仅停留在表面的旋律和节奏上,更在其中融入了深厚的哲学内涵与人文精神。谭盾音乐作品深入探讨了音乐与人生、自然、宇宙等宏大主题的关系,以及音乐在表达人类情感、思考和追求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力量。挖掘其音乐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可以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以及艺术家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