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陕北地区正一道的流布与全真道的勃兴--以出土碑铭资料为中心

金元时期中国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派纷纷出现且在宗教理论、传教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都逐渐成熟完善。从对陕北地区发现的道教碑刻资料的考察可知,金元时期该区域内道教流派最初以正一派为主,全真教创立后,通过采取拉拢上层官绅、争取下层百姓、道观间相互扶持、发展道观经济、对儒释吸收融合的综合发展模式,一大批全真教道观陆续兴建,教众迅速增加,从而形成以延安城、鄜州葫芦河川、甘泉北洛河中游、宜川鹦鹉川和绥德州镇川寨长春观为核心的道教传播地带。金元时期道教在陕北地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的作用。

博观约取,比较鉴别——论赵景深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

赵景深认为南宋“说话四家”为小说、说经(附说参请)、讲史、说诨话;他重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主张结合文本中的文化、制度、风俗等来判断宋元话本小说的成书时间;他论述了元刊平话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关系,注意到了作品的分回标志。赵景深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线索。赵景深的学术研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热情帮助朋友、精心培养学生。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证治特点探析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证治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发展多承晋唐“类分”思想之遗风,医家们注重对前朝医药理论的整理和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北宋医者新提出时气热毒、热邪两种病因,补入心实热、心中风和肾虚3种脏腑证型,扩充了他病致悸的种类,心悸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历代效验方在方书中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南宋时期,医家们受理学影响本经典、重求理,对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进行规范,发挥火热、脾胃气虚、血虚、气郁、痰浊等病机,并对心悸方剂进行精简,创立诸多名方,同时注重用药的次第问题,丰富了心悸的治法治则。纵观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部分用药存在古今变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病机的理解及治法用药亦与当代不同,值得学习与借鉴。

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著对《诸病源候论》引用研究

本文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收录的古代医籍为研究范围,探析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籍对《诸病源候论》的引用情况,发现《诸病源候论》之成书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伤寒类”医籍发展的历程为《诸病源候论》在后世的流传保留了珍贵有效的史料与语料,给后人探寻古籍原貌提供重要依据。

山西金元亭榭建筑补间铺作配置探讨

山西金元亭榭补间配置多跳出李诫《营造法式》的制式框架,出巧思奇招,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基于园林建筑设计的视角,对山西17例金元亭榭从补间铺作与亭榭立面造型,补间铺作与亭榭屋架结构,补间铺作的“解构”与“重构”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山西金元亭榭补间铺作的设计思路,以期为公元10至14世纪亭榭建筑设计寻求突破。

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探赜

女性作为建构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在该群体中呼应产生的头饰文化不仅是历史时序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集结物和艺术品,更是促成女性审美文化之一的必需品。选取辽金元时期女性头饰中的发饰与耳饰作为研究主体并探寻其中的文化意蕴,试图将文章的分析重点放置于历史承衍发展的视角下,并基于文化语义的基础探究辽金元女性头饰中文化生成的主因与结果特征,评析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的融合性与承接性。

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进趋势研究

纸币面额由不同数额和货币单位组成,是纸币名义价值最重要的核心标识。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可分为“贯陌”两等制、“贯文”四等制、“两钱分厘”四等制三种类型,主要以既有的金属货币为依据,通过“以钱计值”“兑银计值”“以银计值”三种方式设定。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逐步从铁钱的价值向铜钱和银两的价值转换,单张纸币面额所标识的名义价值量逐步降低。这不仅是纸币流通范围扩大、日益深入基层市场的直观反映,而且体现了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进程中,货币流通格局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的演进。纸币自身的作用,也随之完成了从浓缩大额铁钱(铜钱)的价值,到替代铜(铁)钱、拆零等分银两的转变。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变,是总结中国古代发明纸币的成就和经验,认识中国古代纸币性质和特点的重要切入点。

论元代家庭诗学教育

家庭诗学教育往往基于儿童在诗歌方面的特殊资质,面对早慧与成长、举业和学诗之间的选择,元代家长亦有谨慎考量。“文采传家”“诗学传家”几乎是元代文化家族的基本内质,并衍化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以“家”为原点的诗学教育场域中,家塾是重要的场所。元代家塾诗学教育受时代环境影响颇多,也是由“家”向社会层面过渡的重要节点。经由对诗人家庭学诗经历的考察,可窥探诗人诗学观念形成之原委及古典诗学的传承机制,同时,也可为当代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些许启示。

论古代山西词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

古代山西词是中国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词坛起步较早,自晚唐五代词体完成由齐言体向长短句的转变之后,山西词便进入了发展阶段。其中宋代与明代是山西词坛较为沉寂的两个时期,金元时期与清代的词坛相对繁盛。金元时期的山西词人群体是当时创作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地域性词人群体。清代的山西词亦极为兴盛,词人词作数量众多,凡前代所出现题材与风格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呈现,体现出集大成的特色。

蔡松年与金本土文化精英的形成

金以武力立国,多强兵猛将,但不修文史。作为北方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金在政治上虽与南宋并立,但其政治制度、经济建设以及文化精英都远不及对方。金建立初期尚未有文字的出现,故借才于辽宋来发展自己的本土文化,此为“借才异代”。蔡松年是“借才异代”中官职最高者,其先从政治礼教方面奠定了金立国之根本,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使金初步摆脱蒙昧落后的状态。蔡松年经历田瑴党狱之后打破了金初宋人与辽人分庭抗礼的局面,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蔡松年作为早期文坛盟主,其子蔡珪又引领“国朝文派”文坛,蔡松年的文学创作直接影响了金本土精英群的崛起,为金土生土长的精英崛起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学习范本。在金初文化肇兴、培养金代本土化精英的过程中,蔡松年居功甚伟。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浅析五运六气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

五运六气首见于《黄帝内经》,在宋金元时期蓬勃发展。其中为代表的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所处时代前后相距不到300年,学术观点却寒热温凉,各有所宜。本文从金元四大家各自所处“六气大司天”背景特点的客观和其各自对运气理论阐发的主观两大角度挖掘,研究发现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寒热温凉的不同,均与各自所值“六气大司天”特点相契合;金元四大家皆推崇五运六气理论及运气思维下六气与人体经络脏腑气化密切联系的六经气化学说。本文探讨运气学说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以冀对五运六气与各家学说研究提供一点浅见。

海东青崇拜与辽金元政治生态的平衡

鹰猎文化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世代承传,作为鹰中极品的海东青,坚韧不拔、不畏强敌,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辽金元三个王朝的崛起,与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海东青崇拜也是构成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海东青获取不易,进而影响到三个民族与周边民族及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海东青正常流动时,不同民族与地区关系较为和谐,君臣关系比较融洽;而超出正常使用范畴的求取,加剧了海东青输出民族与地区的负担,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紧张,进而威胁到自身统治。

明代团衫考

从分析一批形制类似的明代女性礼服文物出发,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并结合实物的对比研究,整理出这类服装在明代的名称变化和形制变化,同时对金元明3代团衫的沿革和形制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Linji Master Zhongfeng Mingben of Yuan Dynasty and Illusory-Abiding Sect in Japan

Despite the hostili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Yuan Dynasty China,there were plenty of monast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History witnessed a peak era of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uring Yuan Dynasty.Among the Chinese masters,Zhongfeng Mingben(中峰明本,Japanese:Chuho Myohon)of Linji(Rinzai)Chan School(临济宗)was said to be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monk who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Japan.This study surveys the history of Master Mingben’s connection with Japanese Chan monks,his Dharma-receiving disciples and the Illusory-Abiding(Huanzhu幻住)Sect founded by them.It also discusses the state of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Yuan Dynasty and the impact of Chinese Chan on Buddhism in Japan.

金元明时期中风证治规律研究

中风病病名自张仲景第一次正式提出后,在历代医家的潜心研究下,其病因病机及证治方药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病因病机经过了外风-内风-内外风三个时期。"内风"时期主要集中于金元明时期,文章试图从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医家的医论入手,分析"内风"立论时期各医家对中风发病规律、证候类型的认识,以期探讨其病机变化规律,为中风病的临床证治服务。

金元四大家从“火”论消渴病机理论研究

金元四大家均把＂火＂看作消渴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病理因素,密切影响消渴病传变。基于玄府气液学说,刘完素从＂火热怫郁＂论消渴,并重视五运六气影响;张从正遵从＂三消当从火断＂之说,同时指出心火的传变规律;李东垣依据＂内伤脾胃-元气亏虚-血虚津亏-血中伏火＂层次理论,把阴火致消作为主要病机;朱丹溪从＂阳有余、阴不足＂出发,认为＂相火妄动＂是引发消渴的关键。四大学派所论消渴火热病机,各具特点,又相互联系,丰富了消渴理论框架体系,启发现代中医对于消渴病机的重新认识、学术理论的不断完善,为中医药发展注入新活力。

金元医家李东垣及其“东垣针法”

李杲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代表医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曾在山东聊城、东平等地生活、行医12年,从事了大量的医疗实践活动,为脾胃学说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将脾胃学说融汇于针灸中,形成了独特的"东垣针法",主要体现在选取背俞治外感(从阳引阴)和腹募治内伤(从阴引阳)、应用放血疗法治疗虚实两证、设立"同精导气法"与"导气同精法"以及灵活施用针刺、艾灸、放血和中药四个方面。"东垣针法"是中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针灸学术流派,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仍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