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描写狐精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一个独具人性和人情美的理想狐世界。蒲松龄既继承了前代文学所积累的狐创作经验,又吸收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聊斋志异》中发展出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蒲氏仁学”,塑造出具有孝亲、友悌、知恩图报和乐善好施等“仁性”品质的完美狐精形象,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生发出人不如狐的哀叹。

萨满教变迁研究

萨满教变迁研究遵循的是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本文努力寻找现今遗留的萨满教现象中的各种历史遗迹,分别从狐仙信仰、怀玛日祭祀、满族家祭、蒙古族白博、萨满文化遗产等几个方面说明萨满教变迁的存在,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说明变迁出现的根据,进而在时间维度上揭示萨满教的变迁特点和规律。

神女与狐妖:阿尼玛的化身——中国古代经典梦意象的审美解读

神女梦与狐妖梦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梦意象,而"神女"与"狐妖"更是传统作品中广为人知的女性形象,分别代表了古代文化对于女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倾向。表面上看,神女和狐妖,一则端庄不可亵渎,一则来自山野之间,多有野性,难登大雅之堂。按照荣格的原型理论,神女与狐妖都是阿尼玛原型的代表,带有善恶两重性,是古人对于女性人物"外端内媚"的双重要求。

“狐狸精”形象变迁及其美学意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狐狸形象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形象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神圣性象征开始,然后在汉代开始从神坛上跌落,一显一隐、互相影响甚至互相转化地在艺术作品和民间信仰中进行双脉络存在和传播,在艺术作品中变迁的过程主要是不断世俗化和人格化的过程,形象不断丰满和复杂,而在民间信仰中的变迁,一直无法摆脱巫术特征,形象单一而扁平。其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是祥瑞的象征、妖兽的象征、媚惑的象征、聪明的象征、人性的象征与护佑的象征,它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因此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

《聊斋志异》异类仙化现象研究

与之前的志怪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对异类形象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价值偏向:异类仙化倾向。这种异类仙化倾向源自《聊斋志异》对民间传统中狐仙观念与唐以来文学中仙妓合流意识的继承,更出自蒲松龄对异类观念的创新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蒲松龄对聊斋中美的异类女性的褒美乃至"仙化",是其理想人性追求及浪漫诗心的体现。

文学上的狐狸精形象研究

狐狸精的故事在民间早已广为流传,并且有着多种叙事模式,其中最深入人心的是:狐狸精变成花容月貌的年轻女子,在孤寂的空间诱使年轻男子与之交合,然后采尽男子元阳夺走男子性命。狐狸精因其本身既有可爱又有可怖的一面,作为一个流传广远的经典意象,很大程度上映射了男性潜意识深处的女性情结:对女性的爱恋与恐惧。

《广异记》狐精形象初探

狐精形象在中国有漫长的演变历史,《广异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的狐精形象与宗教脱离,逐渐向人的形象发展。《广异记》中出现了最初的人性化的美狐、情狐形象,它使狐精的性别趋于女性化,并把爱情赋予这个形象,使之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狐形象最终能够成为独具东方民族特色的、内涵深邃丰富的重要文学形象,《广异记》功不可没。

清朝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以闽地狐仙崇拜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员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文献的记载,考察清朝福建地区官员对于狐仙的奉祀情形,分析这一崇拜所蕴含的政治意义。

论《聊斋志异》中狐鬼花妖人性化的成因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扛鼎之作,书中数以百计的狐鬼花妖形象以其独特的人性化魅力而被后世读者广为传颂。它们不仅拥有其基本的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人的思想与情志,具有浓厚的人情味,表现为情感化与理想化的高度统一,而促使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与蒲松龄独特的艺术手法密不可分,注重把物性和人性统一起来,同时,与时代背景、作者的思想、身世因素也对狐鬼花妖人性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任氏传》中的“狐女”应当是胡女

胡汉交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初期或中期,胡人多受到歧视,地位低下,“狐”常用来作为对胡人的蔑称。狐妖故事多包含着胡人、尤其是胡女的不幸遭遇。如果我们对《任氏传》等狐妖小说加以审慎处理,它们将是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化交流之史料。

谈《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狐仙形象

明清文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狐仙居多,在清代学者、小说家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狐仙,多是良善、友好而正义的,往往充满智者和侠士的精神,一改明清以前的负面色彩。相对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仙故事以情爱为主,《阅微草堂笔记》中狐仙故事类型丰富,从社会批判学的角度上具有独特价值。

漫漫“归”途中的不归人——从婴宁的人生看女性的生存困境

婴宁跟《聊斋志异》中的其他女狐不同,她来到人间不是为了成就某个男性,而是为了自我完成:由异类幻化成人形进入人间后,如何被世俗社会接纳,把自己改造成"人"。她的方式与途径是通过婚姻的洗礼,把"狐性"改造成"人性",由天真浪漫的少女成功转型变为温良贤惠的少妇。婴宁的人生经历是封建社会男权中心意识形态下普通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清晰地折射出女性从少女转变为女人的复杂而痛苦的心路历程。

略论《聊斋志异》中人狐婚恋故事的悲剧色彩

主要论述《聊斋志异》中人狐婚恋故事所表现出人狐难以长相厮守的婚恋之"哀";人狐结合损害人身的婚恋之"害",以及受外在强势力阻扰的婚恋之"碍"等三种主要的悲剧色彩(因素)和其他悲剧色彩。并从蒲松龄"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在现实中寻求心灵慰藉而不得及其所信奉的佛教思想中的"缘起论"等方面探讨《聊斋志异》人狐婚恋故事悲剧因素产生的原因。

论《聊斋志异》的狐狸精形象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历史上最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之一,该作品中的狐女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狐狸精形象,她们容貌艳丽,举止端庄,又与传统女性形象不同,他们敢爱敢恨,足智多谋。表达了蒲松龄“尊道崇仙”与“孤愤”的情节,以及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封建礼教的抗争。文章就《聊斋志异》的狐狸精形象展开了研究。

论《聊斋志异》中书生与狐魅花妖的情感层次

书生与狐魅花妖的故事是《聊斋志异》的重要题材。据本文统计,此类故事近70篇,约占全书篇目的七分之一。书生与狐魅花妖在不同的故事中有着不一样的感情与经历,表现出复杂的情感和社会关系,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情感层次。四种层次的情感书写各有特点,从不同侧面体现出蒲松龄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也间接揭示了蒲松龄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成分及其个人思想之先进性所在。蒲松龄向世人表达了他对美好感情的赞美与向往,展现了对女性与女性道德的积极思考,同时描绘了富有时代意义的理想蓝图。

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聊斋志异》全英译本序言系列译文（二）

美国汉学家宋贤德教授在其《聊斋志异》全英译本的第二篇序言中,着重探讨了狐仙题材故事,认为狐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其中蕴含了蒲松龄的道德教化与社会批判。宋贤德的这一观点为我们全面把握西方汉学界关于《聊斋志异》的评论与界认,提供了重要的认知维度。

一样的精怪 别样的情怀——再谈《搜神记》中的狐狸形象

作为最有特色的精怪之一,狐精是志怪小说中的一朵奇葩。狐精意象丰富多彩,既是氏族图腾、神一样的祥瑞之兽,又是妖怪惑人之物。狐被神话和妖化的双重身份,使其在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形成了最有意味的文学形象。在魏晋精怪故事中,以狐精为题材的作品尤其多,本文拟以《搜神记》中有关狐精篇目为主,意在探讨另一类狐精形象——妖魅之狐,以此揭开狐精层层面纱,共同感受一样的精怪不一样的狐精情怀。

女性生命意识的封闭与放纵——原型视角下的《永远有多远》

"原型"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因而作家在创作时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引入原型。在《永远有多远》中,铁凝将母亲原型和"狐狸精"原型运用到作品中,塑造出性格上截然对立的两类女性,并将她们放在同一环境下进行比较,从而使白大省的善、西单小六的媚以及小玢的蛮都更加鲜明。铁凝从时代角度出发,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切观照,展现女性对当下自身生存状态和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的思考与追问。

当志怪小说遭遇蒸汽朋克:刘宇昆的《狩猎愉快》、中国文学史与后人类文学

本文将华裔作家刘宇昆的科幻创作和翻译,与中国晚清文人通过科幻进行的一系列关于现代性的探索尝试,进行跨越时间、空间的并置和对话,反对文本在世界范围内单向流动的观点,指出在中国科幻与世界科幻交缠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文本的创作、翻译和改译等实践,形成动态的世界文学生态。本文从作者和作品两个层面入手,分别讨论刘宇昆本人在跨文化、跨语言的世界文学交流中的地位及其和晚清文人的异同,以及他的中篇小说《狩猎愉快》讽喻性折射出的晚清现代性危机。《狩猎愉快》表现出的“非人”或“后人”文学,是对五四时期倡导“人的文学”的悖反,其中的狐妖形象也蕴含变革性的后人类力量。

关于《古今词话》对王安石词评价的思考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影响颇大,《古今词话》认为此词为绝唱,并认为苏轼以"野狐精"一词赞赏王安石的创作。在考证《桂枝香·金陵怀古》创作时间的基础上,认为苏轼对王安石词的创作并不全是赞赏,在肯定王安石在题材及化用前人诗句艺术手法上的创新的同时,苏轼还批评了王安石的词未保留词的本色而失之正宗以及思想上的一知半解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