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D原则下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本文对我国现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了分析,并在FRAND原则下,对信息披露适用对象、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期间、信息披露内容及信息未披露的处理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旨在通过规范信息披露行为,对完善我国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制度提供参考。

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的解释与适用

专利权人在向标准组织申请将其专利写入标准时,通常需要披露专利并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许可原则,但是FRAND原则充满模糊性。如何理解和适用FRAND原则直接关系到技术标准的推广和创新的激励。以我国近期发生的4起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为例,分析我国如何解释与适用FRAND原则,以明确我国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专利政策。

FRAND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中的适用 结合华为诉IDC案进行分析

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是当前各大国际标准化组织通用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原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我国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纠纷第一案华为诉IDC案中做出的终审判决屡次提及该原则在反垄断纠纷案件中的适用。首先,本文结合该案,探讨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相关市场的特性。其次,从法律角度,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规制两者之间存在的界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及分析。最后,结合经济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在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纠纷中看待和适用FRAND原则,即以成本利润法对满足FRAND条件的费率进行确定,并将其作为定案比较的依据。

司法视野下的FRAND原则——兼评华为诉IDC案

FRAND原则来源于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意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公平、合理、无歧视"地将自己所属的必要专利授权给所有技术标准的其他专利权人和实施方。然而,由于FRAND原则自身语言的模糊性和概括性以及为"中立地位"所限的标准化组织在FRAND原则解释与判断方面的"不作为",法院不得不成为解释和使用FRAND原则的主要平台。中国法院也对如何适用FRAND原则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导向。然而,对于FRAND原则的释明,法院可以更进一步确认和完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违反FRAND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以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FRAND原则边界与反垄断法适用的个案分析

现实中,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突出表现为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一方面要对技术创新进行有效保护;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知识产权使用的约束。这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都在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同时建立了相应的权力约束机制,特别是运用反垄断法加强对滥用标准必要专利行为的规制。自我国2007年颁布《反垄断法》以来,反垄断法的适用渐渐深化,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信息通讯领域。最近几年的华为诉美国IDC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微软收购诺基亚市场集中案和高通案等,都说明了该法的作用正逐渐增强。

标准必要专利中的FRAND原则探析——以华为诉IDC案为视角

标准必要专利（SEP）指实行一些标准所必不可少的专利，它同时具有私权属性和准公共品属性的特点，形成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有助于规制SEP持有者滥用标准的行为，但因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无法完全发挥预期的作用。华为诉IDC公司专利许可案是我国法院第一个依据FRAND原则作出判决的SEP案件，对FRAND承诺的效力和适用FRAND原则的主要因素的界定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FRAND原则的适用

FRAND原则在适用中存在如何计算合理的许可费用以及FRAND许可承诺的性质模糊不清的问题。确定合理的许可费用时主要应考虑修正后的Georgia-Pacific因素;计算合理许可费时应遵循专利权人不能因专利技术被标准所采纳而获得额外收益、许可费应取决于专利技术在相关产品销售价格或利润中所占比例的原则。FRAND许可承诺并不意味着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强制缔约义务。应限制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供禁令救济,以不提供禁令救济为原则,以适用禁令救济为例外。由于我国对FRAND原则的相关规定仍存在诸多问题,应该从《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专利法》及《反垄断法》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违反FRAND原则的反垄断法规制

对于标准必要专利(SEP)权利人违反FRAND原则的行为,相关反垄断法基本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第一步,判断行为是否能够封锁相关市场的竞争对手;第二步,判断在封锁竞争对手后,行为人是否能够提高其在相关市场的产品价格。在通信标准领域,由于标准本身不面临竞争,相关SEP权利人无法损害相关技术许可市场的竞争。只有当SEP权利人是垂直企业时,其可能以违反FRAND原则的方式封锁下游标准产品市场的竞争对手,进而可能对标准产品市场造成反竞争效果。根据SEP权利人在标准产品市场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具体的反竞争情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涉及现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维持或强化,另一类涉及不同市场之间市场势力的传导,两类情形发生的可能性并不相同。

论FRAND原则在中国专利反垄断诉讼中的司法适用——以华为诉IDC案为视角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专利技术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种专利诉讼,而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则成为了最新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华为诉IDC案为视角,通过对案件进行介绍引出FRAND原则,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剖析,并结合案例阐述FRAND原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相适应的解决方式。最后,针对FRAND原则在我国司法领域的不成熟,本文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违反FRAND原则与反垄断法内在关联性之批判

尽管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在技术许可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且违反FRAND原则的行为将导致具有经济危害性的"专利劫持",但违反FRAND原则与反垄断法之间并无内在关联性,因为"专利劫持"本身并不属于反竞争效果。两者发生前提、经济危害性的影响方式以及本质属性均不相同。"专利劫持"发生的前提是标准实施人因标准专属投资而被"锁定",单个"专利劫持"仅损害纵向层面单个标准实施人的利益,普遍发生的"专利劫持"将导致行业中的标准实施人不再进行标准专属投资,其本质上损害的是市场生产效率。而反竞争效果不以"锁定"效应为前提,单个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就将损害水平层面整个相关市场的竞争机制,其本质上损害的是市场配置效率。

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在大数据流通中的适用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流通和使用对于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对大数据的"大、多、低、流"的特性和数据在流通中的量大、多源、陈旧、不可再生、价值不明、可持续性、唯一性等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在数据流通领域的主客观环境中适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确立FRAND原则在该领域的适用,进而保障数据市场竞争的合理有序和数据流通的合理高效以实现大数据的作用和价值。

FRAND原则与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规制的关系探析

现今,标准必要专利越来越多,而FRAND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早期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法律规制中,主要是将FRAND原则作为一项自愿的商业原则,并没有赋予FRAND原则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地位。但是在反垄断执法中,FRAND原则确实可作为某些垄断行为的认定依据甚至违背FRAND原则会直接违背反垄断法。因此,近几年的反垄断立法开始逐渐重视FRAND原则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地位,但这些法律规定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在探讨FRAND原则在反垄断规制中的作用后,结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探讨相应的完善方式,力图为我国日后的执法及司法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标准必要专利中FRAND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考察

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是知识产权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准必要专利(SEP)是这种趋势的产物。FRAND原则即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成为SEP权利人、标准的公共利益、标准实施者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该原则缺乏明确含义,SEP权利人等利益主体对FRAND原则的理解各异,导致在许可费确定、停止侵权的适用等方面产生诸多纠纷。通过对华为诉IDC案以及华为诉三星案等典型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FRAND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可费计算与考量因素不够合理、停止侵权适用条件不明确、对过错的认定不具体等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于:对于FRAND许可费可比较协议的选取确定统一规则,具体的计算方法应遵守四个原则性标准;对标准必要专利“停止侵权”的适用应当更为慎重,原则上不适用停止侵权,只有在没有可替代的救济方式时才能考虑适用;涉及具体因素则回归到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本身来考量。

试析FRAND原则下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救济问题

专利权是一种旨在获得市场支配力与垄断力的权利。[1]专利权的禁令救济可能会违反专利权人所做出的FRAND承诺,形成专利劫持。鉴于我国各产业发展的趋势,不应对专利权人禁令救济的行使作出过多的反垄断法限制,而应该更多地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使各方利益趋于平衡。

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的规范解释与司法裁判研究

FRAND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制度中具有重要法律地位。民法学理、专利法学理对FRAND原则的法律属性进行规范解释,但这不能揭示其法律本质。法律经济学对FRAND原则进行合同解释,虽能够揭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交易的效率需求,但难以规制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将FRAND原则解释为利益第三人合同,虽契合法律经济学解释路径,但难以厘清专利权人与实施者承担的许可合同义务。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认定FRAND原则的法律属性为善意谈判义务,这符合FRAND原则的规范解释,但未能明确其具有双边义务属性。FRAND原则的规范属性应当为双边善意谈判义务,法律可构建谈判框架来督促专利权人与实施者履行双边善意谈判义务。专利权人或者实施者中的任何一方违反双边善意谈判义务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未经许可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本身属于侵权行为。司法可根据专利权人或者实施者违反双边善意谈判义务情况,对是否准许颁发禁令以及支付许可费进行裁判以实现FRAND原则的制度价值。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中反垄断及FRAND原则司法适用的调研

标准是指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对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标准,称为技术标准。专利与标准的结合导致标准必要专利出现。专利与技术标准结合以后,经营者欲实施标准,必然要实施某专利技术或某专利技术的某项权利要求,在实施标准时必然要实施的某专利技术,其通常被称为标准必要专利,实施标准时必然要实施某专利技术的某项权利要求,则该权利要求通常被称为标准必要专利权利要求。在标准必要专利背景下,在特定国家司法管辖范围内,无线通信技术标准中的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比如在3G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中的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中,均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基于标准中每一个必要专利的惟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均拥有完全的份额,具有阻碍或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因此,其在相关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必要专利使用费谈判中,违反FRAND原则,比如,实施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将被认定为构成垄断民事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对标准实施者以及潜在的实施者负有以符合FRAND条件许可的义务,该义务与供水、供电、供气等垄断企业所担负的强制缔约义务相似。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与普通专利许可、专利的合理使用、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均不相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无权拒绝善意相对人实施其必要专利。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具有民事司法的可诉性。裁决符合FRAND费率的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应至少考量以下因素:一是评估特定无线通信产品中应支付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比例;二是考虑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数量、质量、研发投入等情况;三是参考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前已达成协议并收取的可量化的使用费率标准;四是考量欲授权的标准必要专利的地域范围。

关于药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适用FRAND原则的思考

标准必要专利是技术标准和专利结合的产物,其在专利许可中处于天然的优势地位。FRAND原则即要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实施许可时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系列案件揭示了我国药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特殊性及其对提高药品可及性的重要性。药品具有生命关联性,药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存在适用FRAND原则的必要性。目前我国药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适用FRAND原则存在是否适用规定不明晰、权利人拒绝FRAND许可声明时处置方法缺失、现有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下权利人更易拒绝FRAND许可等困境。建议在药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引入FRAND原则、完善药品专利纳入标准时专利权人拒绝FRAND许可声明的行政处置机制、建立药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适用FRAND原则相关的立法和司法配套机制,以期更好地促进我国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的实施,同时提高药品的可及性。

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的经济分析与反垄断启示

行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FRAND原则是最近中国反垄断执法中备受瞩目和争议的问题之一。尽管中国法庭和执法机关都接受了FRAND原则,法庭甚至做出影响深远的判决,但国内产业经济学界对FRAND原则的经济分析却几近空白。本文回顾了中国反垄断执法领域中的最新进展,介绍和评估了国际上学术界近年提出的用于确定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费率的Swanson-Baumol事前竞标模型、Shapley值方法和Lemley-Shapiro仲裁机制方法,并得到三者对中国反垄断经济学研究和反垄断执法的启示。

FRAND许可费的计费基础:最小可销售单元(SSPPU)规则及其适用

在认定FRAND许可费时,最小可销售单元(SSPPU)规则提供了一个将产品价值进行分配,在整体利润中析出专利特征所贡献的部分产品利润,进而确定合理许可费计费基础的一般路径。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它与基于整个最终产品的整体市场价值规则(EMVR)不同,SSPPU规则密切关注损害赔偿与专利特征的联系,以确定可归因于被侵权的专利特征的损害赔偿。行为经济学中的“锚定效应”解释了SSPPU规则的应用对最终许可费认定产生的实质影响,避免因过大的许可费基础导致产生与补偿目的相悖的超额损害赔偿。确定某个专利特征在SSPPU中所占价值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价值分配的过程。最终可运用增量价值标准对许可费数额进行校验和调整,并结合个案的特殊因素加以考虑。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可比协议法之研究——以高清公司诉OPPO公司为例

可比协议法作为计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我国法院在应用可比协议法进行计算的规则还未健全。文章将从可比协议法的概念出发,以高清公司诉OPPO公司案为例,对专利许可谈判的过错实质认定、许可谈判的时间认定、可比协议条款中无歧视性的认定等方面对可比协议法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确定尽绵薄之力。The Comparable Agreement Method, a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royalty rate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 but the rules for applying the Comparable Agreement Method in China’s courts have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Comparable Agreement Method, taking the case of High Definition Company vs. OPPO Compan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arable Agreement Method in terms of the actual determination of fault in patent licensing negotiation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ime of patent licensing negoti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nondiscriminatory terms in comparable agreements. It will also offer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ith the hope of contributing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royal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