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货币区内生性假说“争议”探析——F&R内生性假说和Krugman专业化假说的对立与并存

作为最优货币区(OCA)内生性研究重要分支的F&R内生性假说,在贸易一体化与经济相关性的动态作用关系上,与Krugman专业化假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两个对立假说通过对OCA收益和成本的不同修正,导致迥异的政策建议。然而,笔者基于Stockman经济增长率分解模型分析后认为:两种假说的分歧源自贸易一体化作用于经济周期渠道的不同关注,即存在“视角差异;”两种对立假说并存于现实经济活动中,并都对OCA收益和成本产生重大修正。

90年代前货币政策内生性假说之实证分析

自我国经改后 ,实证上分析我国货币的主要文献有 :Feltenstein和Farhadian ,Chow ,ChengPortes和Santorum。Feltenstein和Farhadian认为我国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有影响 ,Chow和Cheng也指出货币的变动影响物价的波动 ,Portes和Santorum认为货币供给是相互影响的。[1] 上述文献仅考虑到货币和物价 ,货币和所得 ,货币和财政赤字等之间的关系 ,并未能就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作全盘的探讨 ;同时 ,对货币供给的界定不一致。因此 ,应以反映函数来解释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之关系 。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对“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

当前,有关"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未能形成一致结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环境规制的内生性会干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引入工具变量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模型来验证"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关系,从而验证了"弱"和"强"波特假说的存在。但是,研究结论并未显示出"弱"和"强"波特假说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因此,政府要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措施,根据地区和产业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措施;培育技术创新人才,加强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合理有序引进外资和引导外资流向。

政绩考核、内生性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基于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设环境规制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之中,以分析地方政府在进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取舍时的环境规制行为,并将我国特殊财政分权体制和政府治理结构下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结合在一起,共同纳入拓展的EKC模型中,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政绩考核机制、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产业跨地区转移之间的作用机理,同时采用2006—2016年全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Durbin模型和污染物排放异质性假定,实证分析了政绩考核、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检验了"EKC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地级城市的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实现全局环境治理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合理制定考核指标,加快财税改革与事权确权,将精准扶贫与污染防治结合起来,加强地区间的环保交流与合作。

最优货币区视角下的欧元区投资效应内生性研究

欧债危机的爆发再度引发人们对欧元区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以及最优货币区能否"内生"的思考与争论。本文基于欧元区主要成员国2000-2012年的横向数据,检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同步性和投资效应内生性。结果表明:(1)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同步性在观测期内有所下降。(2)成员国对内直接投资比重每增加1%,成员国与欧元区GDP增长相关程度就增加0.02%。投资效应的内生性并不明显。在此基础上对内生性假说和专业化假说的内在逻辑与冲突进行辨析,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阶段性反思。

从贸易金融一体化与经济趋同性看东亚货币合作的最优动态决策

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从贸易金融一体化与经济趋同性入手,就影响和制约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因素及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问题进行最优动态决策分析,围绕对内生性假说的实证检验探索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于面板模型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2)严格适宜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产率的"双赢",由此验证了"波特假说"。(3)使用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弱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还未显现。

中国证券监管制度的换位思考

证券市场的无序、监管制度的低效,本文认为这一切都源于监管哲学的错位,原有的“理性人”分析前提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监管哲学导致制度制定上的外生性,致使规则与所处的制度环境存在代沟。“有限理性”的分析前提和行为金融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监管哲学指出了制度的内生性,沿着市场参与者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轨迹,本文讨论了证券监管制度今后的内生性方向与途径。